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日前在出席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60分钟吹风会”时，对中欧关系的相关表述，尤其是对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提及，受到外界颇多关注。傅聪表示，“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的建议是同时解除制裁，如果你们认为不够好，请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愿意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中方善意的清晰信号，值得欧盟珍惜并认真思考。中欧之间的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彼此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合作始终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双方需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相向而行。

欧洲当下正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区安全危机以及由此衍生的能源危机、经济下滑、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和难民潮等一系列严峻现实挑战。作为应对，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纷纷调整其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动向无疑也对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过去一段时间，中欧间的矛盾和分歧集中体现在欧洲对华的信任赤字不仅存在，而且在“时代转折”（德国总理朔尔茨语）的冲击下进一步被强化。欧洲一些国家政治动荡与战略焦虑交织，内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竞争意识和地缘意识上升，这不断固化着其对于中国“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这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阵营对抗意识在欧洲日益强化。乌克兰危机拉近美欧距离，欧俄则几近“脱钩”。欧洲一些人甚至还从乌克兰危机推导出一个错误结论，即认为鉴于欧洲对俄能源依赖带来的后果，它必须充分考虑对华“经济依赖”可能产生的影响。基于这种思维，一些欧洲国家开始跟随美国采取“友岸外包”，反复拿“经济胁迫”说事。

另一方面，欧洲变得更具防御性。欧盟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对华交往思路变得更具保护主义色彩，倾向于将经贸、科技政策视作竞争和博弈的工具，试图着眼长期制定战略规划，重组供应链，提高经济韧性，减少“对华依赖”，加强对欧洲企业、工业、市场、技术、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的保护。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则是积极推进关键原材料战略、“印太战略”、芯片战略和“全球门户”计划，在亚太、拉美和非洲寻找替代市场和拓展贸易网络。与中国往来密切的欧洲企业则开始进行压力测试，酝酿引入双向外资审查机制。

角色的界定影响其决策。为了在“时代转折”中发挥更重要的地缘战略作用而不是被边缘化，欧盟强烈希望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定位，提升综合实力，实现战略自主。也正因如此，欧盟的对外决策更应全面、均衡和独立，更应着重考虑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需要，这其中就包括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中欧关系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公共卫生危机、解决粮食危机、预防地区冲突升级等时代挑战方面，中欧关系可以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在开展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方面，中欧可以开放和务实合作的心态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等新增长引擎，共同致力于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正如傅聪大使所言，把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将使欧盟失去战略自主。因此，全方位的接触、对话与合作是发展中欧关系的必由之路。

其一，夯实和增进政治互信基础。中国对于发展中欧关系具有良好意愿，不断在高层对话中释放愿同欧方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的善意，反复强调要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反对把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安全化和武器化。欧方理应读懂这些信号，并作出积极回应。

其二，尊重和接受制度差异。制度差异客观存在，不应将制度竞争视为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决定性因素，而是应当寻找不同制度的共存之道，尊重和接受各国基于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维持在多边主义、和平外交、领土主权和互利互惠等原则问题上的基本政治共识，并不断做大这类共同利益和政治共识。

其三，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而对于欧盟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还是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都充分表明，华盛顿看重的永远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欧盟应当从自身利益出发独立制定对华政策。唯有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方符合中欧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