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级大选年”以美国与德国政治同时生变逐渐走向尾声，特朗普再次上台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德国明年2月提前大选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德美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欧之间的互动关系料将发生显著变化，而德国经济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中德关系的前景带来直接影响。
时代变局下德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中德关系自2014年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稳步发展，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对德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贯性。然而，俄乌冲突推动德国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制度竞争和国家安全意识上升，加大了其对华信任赤字。出于地缘政治和综合国家安全观的考量，德国对中国采取包含制度性对手在内的三重定位认知，施行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去风险”措施。德国政府在2023年出台的《中国战略》中延续了“去风险”的思路，呼吁德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单向依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2024年上半年，中国在连续八年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之后首次退居美国之后的第二位。不过，德国政府整体上仍旧保持了相对均衡的对华政策立场，有意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也是美国政府对其不满之处。今年以来德国总理、交通、环境、农业、外交部长等多位高层政要访华，期间不同程度表明德方重视对华关系、中德合作领域广阔的态度。在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生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一事上，德国政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致力于推动通过谈判协商达成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德国企业仍旧坚持对华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忠于中国这一经济区位。对于德国经济界而言，中国因其市场、原材料、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优势至关重要，近几年来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有增无减，多数企业仍希望增加本地投资，以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反对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公开表态认为此举适得其反，会增加欧洲消费者成本，导致欧洲和极具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脱钩。
德美两国政府换届后的中美欧互动关系变化
换届之后的德国政府是否更加亲美？下一届德国政府大概率会由联盟党及其党主席默茨领导，其外交政策无疑会影响和塑造德国的国际角色。作为从政经历主要集中于1989-2009这个时间段的政要，默茨的外交政策理念沿袭了联盟党的传统主张，既重视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又具备一定的欧洲雄心，支持欧洲一体化并提倡建立欧洲军队、失业保险和共同市场政策，但在移民和财政一体化等问题上表现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保守、内顾立场。德国对于全球治理和全球格局的根本立场也不会发生变化，仍将坚持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主张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德美盟友关系方面，德国仍将竭力维系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在特朗普再度上台初期，料将通过购买更多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武器等手段安抚和迎合美国，美国也会进一步施压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限制对华合作。
不过，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欧美角色认知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将不再首要将欧洲视为政治与军事盟友，而更多是其“零和博弈”思维下的经贸竞争对手，德国在欧洲国家中首当其冲。特朗普对于德国的敌意和不满由来已久，认为德国长期利用美国，在安全领域搭便车，在贸易领域获得不公平的贸易顺差。美国是全球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德国则是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以及继中国、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顺差国。减少德美贸易赤字或将成为美国对德国的首要诉求，美国可能会推动德国企业加大对美直接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与就业，对于德国进口商品则会加征高额关税。在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和“极限施压”手段的影响下，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经贸和安全政策或将损害德国的切身利益，驱使后者进一步平衡中美欧政策，对华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以稳住中德经贸关系的基本面，对冲特朗普强硬立场带来的冲击。当然，德国新政府仍会延续“去风险”思路和经贸伙伴多元化策略，继续与印太、非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缔结经贸伙伴关系。
前景展望
当前，德国历来引以为豪的经济模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德国经济未能走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低迷与衰退，无法有效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原材料供应紧张、劳动成本攀升、官僚程序冗长、国内外投资不足、消费需求疲软等各种长短期问题，更难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等时代挑战，传统支柱产业处于动荡之中，开始计划关闭工厂并降薪裁员，未来还将进一步受到“特朗普2.0”经济贸易政策的冲击。德国需要重振工业基础，提振经济增长、就业前景和市场信心，增强本土经济竞争力，这也为中德之间带来新的经贸合作空间。
全球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战有违经济理性，危害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损害各国消费者利益，对全球经济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当前，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动荡的时代，中德两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当共同践行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拉牢经济联系纽带，通过双边谈判减少贸易壁垒，做大中德中欧贸易规模，共同消弭逆全球化经贸政策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