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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同观·德国”专栏的第45篇。德国疫情趋缓，管控措施放松，抗议活动却风生水起，而其中显现的“抗议共同体”令人担忧。随着德国疫情趋缓，社交管控措施正逐步放松，而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也愈发风生水起。上周六，德国多地再次爆发千人以上规模的“新冠示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斯图加特，有5000人参加集会。虽然各地政府在批准集会申请时大幅减少了批准人数，并出台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但仍有大量人群违规涌到抗议现场，仅慕尼黑警方就在周六当日发出600张强制驱离令，并有20多人因为违反《防疫法》被起诉。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警民冲突，还有新闻记者在现场遭遇示威者的暴力攻击。
这样的抗议风潮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至今没有发生医疗资源挤兑，死亡率维持在低位，疫情趋于平缓，目前正在逐步放松管控措施，还有大手笔救助计划重整经济——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台的措施可谓按部就班，从成效上看，至少在欧洲算得上数一数二。
为何德国会爆发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抗议？《明镜》周刊的分析文章称：“危机现已进入第三阶段。它首先引发的是对健康的关注，然后是对经济的关注，现在是对自由民主的关注。”
抗议背后新纳粹主义的身影
抗议者关注的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们目前还没有严密的组织，但基本可以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府抗疫措施的反对者。这些人认为政府刻意夸大了疫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执政者们利用了疫情，使自己轻易获取更大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以防止疫情扩散是“愚民”和“奴役”。他们中也不乏因疫情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遭受冲击的失意者。
第二类，阴谋论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希尔德曼（Attila Hildmann）的拥趸。这位小有名气的素食厨师声称：新冠病毒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研制的，其目的是为了假借疫苗在人们身上注入芯片以进行操控。这部分人群中还包括本来就反对疫苗接种的激进分子和一些神秘主义者。
无论从参加者的来源、数量，还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新冠示威”仿佛更多是疫情和社交封锁之下一些负面情绪的表达，但德国政府当局与一些学者却对此深感忧虑。
最近几周，不仅在抗疫前期几乎噤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跳出来成为多地抗议行动的领头人，一些更为激进的极端势力也在摩拳擦掌。
根据德国安全部门得到的消息，极右翼势力正试图利用当前的抗议。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Thomas Haldenwang）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看到极端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极端分子，正蠢蠢欲动想要利用‘新冠示威’”，他们一直就在寻求与市民阶层的连接。“目前参加示威的大多是守法公民，但右翼极端分子可能会携带敌对情绪和破坏国家的目的摇身成为示威行动的领导者”。互联网上那些滋生政治蛊惑、阴谋论和虚假新闻的源头正借此进入现实世界。
联邦刑事调查局（BKA）的发言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警告。而据《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调查，第三条路（ Der Dritte Weg）、右翼党（Die Rechte）以及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等极具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都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们积极参与“新冠示威”。北威州内政部长罗伊尔（Herbert Reul，基民盟）称这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危险的想法和趋势
奥地利政治学家施特罗贝（Natascha Strobl）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细致地分析了新纳粹主义极右翼分子在新冠疫情中的立场：
他们主张对病毒的传播不加控制，因为在他们看来，病毒只会攻击病人和弱者。在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中，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价值。平时可以拖着他们同行，但一旦他们成为强者的负担，就应被放弃，如果有必要，就消灭他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者生存，包括身体。因此他们痴迷于青年，崇尚英雄式的男性气概。
在有关疫情的争论中，将强壮的与孱弱的、将健康的与有基础疾病的人区分开，这种想法也渐渐获得普通人的共鸣。施特罗贝指出，可以在医学层面给予有基础疾病者特殊的保护，但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按照强弱优劣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想法就是在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边缘。还有，认为老年人已基本达到预期死亡年龄，因此可以容忍这个群体的高死亡率，这种想法也是非常错误的。最新研究显示，新冠肺炎逝者较预期寿命平均早逝11至13年。再说，谁又有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时间呢？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绝对价值，这条原则是现代性的最重要成就。如果开始将生命的价值相对化，将滑入一个无穷尽的深渊：这个人已经老了，那个人是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无人牵挂，救助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代价太高……这种相对化一旦开始，就绝不可能止步于这一场新冠危机。
当前“新冠示威”中对现状心存不满、陷入迷茫和不安的抗议者们很容易受到新纳粹主义的蛊惑。那些认为政府过度抗疫的人能轻松地在新纳粹主义这里找到解释和支持。而阴谋论之所以能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为混乱的现状提供了某种看似全面、贯通的解释，并通过分享某种秘密和启示来构建一种归属感，而新纳粹主义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而且在阴谋论的阵营里有许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是一场密谋，即遵照某种“犹太指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因此他们本身就具有反犹倾向。
那些疫苗反对者中有一部分仅仅是出于对疫苗的恐惧，而另一部分属于神秘主义阵营的、有组织的疫苗反对者则认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现在大自然要重新夺回这个世界。因此这部分人能够接受“弱者”的死亡。在这方面，他们的想法与新纳粹是有交集的。
德国学者们在论及本次“新冠示威”时常常会提及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而引发的所谓“和平守夜”活动。在这场于柏林望景宫——联邦总统官邸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反美、极右、反犹和阴谋论者结成了所谓的“横向阵线”。而最近的示威活动不由让人再次想起这种德国特有的“抗议共同体”，而且在事关千万人生死的疫情之下，这样的联合更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走上街头的仍只是少数。《明镜》周刊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70%）德国人认为政府的抗疫措施是恰当的，只有19%的人认为措施过于严格。但也要看到，虽然管控正在逐步放松，前者的比例却较三周前下降了4个百分点。目前很难设想，如果疫情回潮，管控重新收紧，经济进一步凋敝，德国的民意会走向何方。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