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卿滢）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震中”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欧洲各国防疫政策的讨论重点，开始从如何缓解疫情，逐步转向应如何解除防疫封锁和重振经济。但总体而言，各国动作都相对谨慎。
4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全法的“禁足令”延长到5月11日，随后再逐步让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各级学校复学；部分商店可以营业，但是餐厅、咖啡厅、酒吧及博物馆等公共场所仍然持续关闭。意大利也已将全国范围的限制性措施，延长到至少5月3日。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重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是一个新难题。
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的打击之深重，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严峻。不少经济学家悲观预测，欧元区19国今年经济下滑的程度恐达到GDP的10%，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2万亿欧元。而在金融危机的最糟糕时期，欧洲国家的GDP损失大约为4.5%。IMF在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为负增长3%，这远糟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后果，也比2019年10月时的预测下修了6.3个百分点。
在IMF的基线情景预测中，发达国家经济体2020年的GDP增长为-6.1%，2021年上升至4.5%。
IMF预测欧元区2020年经济增长为-7.5%，2021年为4.7%，其中欧洲目前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2020年经济增长为-9.1%，为IMF所列出国家中经济下行最为严重的国家；西班牙紧随其后，2020年的预测为-8.0%。
IMF预测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在2021年的GDP增长分别为4.8%和4.3%。德国2020年和2021年的GDP增长预测分别-7.0%和5.2%。IMF对法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则为-7.2%，法国政府则更为悲观，认为今年法国经济将下滑8%。
IMF称，2020年全球经济很可能将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超过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当前被许多人称作的“大封锁”（Great Lockdown）的防疫措施和经济活动停摆，将使全球增长急剧收缩。尽管预计2021年将部分恢复，但GDP水平将保持低于疫情暴发前的趋势，而且反弹强度的不确定性很大。
默克尔和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将新冠疫情喻为二战后欧洲的最大危机；疫情的影响也已不单纯局限于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冲击，更被视为对欧盟团结性的一次重大考验。
在疫情对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带来重创之际，经济相对贫弱的国家和相对富裕的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合作？欧盟在危机之中能扮演的“桶箍”角色有多凸出？
截至目前，实际情况让欧洲舆论普遍失望。在欧洲疫情暴发早期，各国罕有对意大利提供援助者，“各扫门前雪”的纪录让意大利民意心寒，甚至有多个城镇都在市政厅门口降下了欧盟盟旗表示抗议。
4月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意大利《共和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向意大利道歉。冯德莱恩写道：“如今欧洲正在与意大利同进退。但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是一直如此。必须承认，在危机早期，面对欧洲应如何集体回应的时候，太多人只考虑自己家里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唯有我们团结成一个联盟，才能打败这一场大流行病”
教皇方济各在4月12日的复活节讲话中也特别提到，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欧盟而言是“时代性的挑战”，不仅仅会影响欧盟的未来，也会影响整个世界。他呼吁：“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一机会，去展现团结──即便是诉诸更具创造性的办法。”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高级研究员伦达（Andrea Renda）向财新记者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欧盟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协调医疗设备的库存等，但是在加强欧洲疾控中心（ECDC）的工作等方面，欧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欧洲级控中心这一机构目前还非常薄弱。
他说，欧洲各国在卫生政策上各自为政是事实──卫生和安全政策，在任何国家都是主权的据点，因为它能够影响到内政的许多领域，包括教育、人口、宗教、经济等等，这在欧盟内也并不例外。
伦达认为，真正可以被视为欧洲团结“失败例证”的，则是欧洲新冠联合债券提案的搁浅。这暴露了欧盟根本性的缺乏团结。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八国，以及欧洲央行此前均曾呼吁欧元区各国应联合发行债券，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并由欧元区各国联合承担债务担保。经历过欧洲最惨重疫情的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集体债券是严肃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很适合目前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
支持发债的舆论认为，这种债券对意大利、希腊等政府债务高、融资成本也很高的国家有益；但对德国、荷兰、奥地利、芬兰等财政宽裕的国家不利，因为其通过这一联合债券融资的利率，会比本国国家债券的利率还高。
此外，德国等维持审慎预算保守主义的国家，或也不愿与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的南欧国家共同发债。
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巴迪（Bertrand Badie）告诉财新记者，在新冠债券的问题上，欧盟看起来不愿意从一个“利益相关式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团结共同体。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差异。在欧盟内部，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和注重社会共同利益的经济体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则是囿于各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他担忧，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存在“真实的分裂风险”，而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抬头，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虽然19个欧元区国家长期以来都在试图弥合富国和相对贫穷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但新冠疫情的暴发，却毫不留情将欧元区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不一致的抗压能力暴露出来。
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大疫情重灾国，恰好也是欧元区中债务负担最重国家之一。意大利的公共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0%，这与德国这种长期维持财政盈余的国家差距尤显。在疫情后恢复经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尤其需要外来援助。
3月间，欧洲央行宣布总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用以购买欧元区符合条件的私人和公共领域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随后，欧委会也取消了对欧元区成员国新增和存量公共债务的上限约束。
但这些还不足以为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提供足够支持。
为了进一步扩大经济援助，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9个欧元区国家才在3月25日提出欧元区各国应联合发行有期限的债券之议。
但反对发债最力的荷兰财政部长Wopke Hoekstra却在欧盟各国财长会议上尖锐直言，欧盟应该研究一下的是“为什么有些政府缺少抵抗疫情的财力？”
也有德国媒体直言，发行共同债券究竟是“团结一致”（solidarity）还是“做慈善”（charity）。意大利总理孔特则说，这一债券“不是要让德国替意大利偿还债务，而是共同应对危机”。
在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就曾坚决拒绝过发行欧洲联合债券的提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时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有欧元区债券。伦达则认为，意大利等需求急迫的国家，不愿意在如何使用新冠债券融资方面添加限制性条款，也显得颇为自私。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告诉财新记者，如今的欧盟还没有达到可以共同承担债务的“共同体水平”。德国等富裕国家担忧，债务一体化的后门一旦打开，可能刹不住，有可能变为永久性机制，本国将会长期“吃亏”。在富裕国家眼里，欧盟各国的经济实力水平要趋同，才可能统一财政政策；要“先把钱分了，再来统一纪律”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妥协，德国就提出可在欧洲稳定机制（ESM）和取消公共债务比例限制等这些既定政策内提供支持，但反对跨出联合发债这一根本性的一步。
由于发行联合债券之举，涉及欧盟应该一体化到何种程度的重大争辩，一直以来欧盟都拒绝发行联合债券。如果这一发行联合债券的构想落实，也将是欧元区朝财政联盟方向进一步迈进、走向联邦制的又一大步。
不出意料的是，在德国、荷兰等国的坚决反对下，发行新冠联合债券的构想最终仍无法实现。
作为妥协，在4月9日欧元区的财长会议上，各方达成了推出5400亿欧元集体救助计划的联方案，将从现存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中提取2400亿欧元贷款；针对失业救济准备的1000亿欧元贷款计划；以及针对小型企业准备的2000亿欧元贷款。
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从政治上看，目前欧洲的民粹主义泛起；各国民粹派或极右翼政党多持强烈的反欧盟立场，对任何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方案强烈质疑。德国主要的民粹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目前已是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该党就强烈反对发行任何形式的欧洲共同债券。选择党强调，哪怕是新冠疫情，“都不能够让德国纳税者为整体欧盟债务大出血”。
郑春荣分析，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社民党联合政府相对脆弱，政府受到民意牵制越来越严重。哪怕德国政府从欧洲团结角度认为可以作出一定让步，仍必须表现出强硬态度，以回防在野党的步步进逼。
而即便是在这一联合债券构想的潜在受益方意大利国内，该国人气颇高的反欧政党“联盟党”也反对共同债券之议。联盟党加以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各国联合发债，那么德国又能借共同发债进一步扩大该国对欧盟的控制权，“就像二战时期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