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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4日柏林时间18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结束。如果将来以一种历史叙述的角度回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68周年、德国统一27周年之际的这场大选，我们也许会称之为一个新德国的诞生时刻。而且，此新非彼新，对维新之气象鲜有期待，而更多掺杂了未知的忐忑。如此一来，首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就是，这场大选究竟何新之有？
按照克林顿阵营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击败海湾战争英雄老布什的经典论断“经济才是关键，蠢货！”（It’s the economy, stupid!），德国今年的大选可谓毫无悬念。
德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都处于数十年来，至少是统一以来的最好时期：失业率下降到3.6%（作为对比：欧盟平均失业率为7.6%，法国为9.8%，希腊为21.2%）；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从2014年开始为德国实现“财政黑字”（即财政盈余）；拥有世界第一的外贸出超；股票指数屡创历史新高；经济正处于继1950年代“经济奇迹”之后第二个长期增长期……如此闪亮的经济成绩单，足以令各国政府和选民眼红，现任政府更应该笑纳选民的信任投票，继续执政才符合逻辑。
然而，在各政党与民众的感知中，这偏偏是一场奇特的、几乎没有赢家的选举，此乃一新。具体说来——
首先，成功维持了议院第一大党地位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是胜利者吗？虽然默克尔极有可能迎来第四个联邦总理任期，但是选举结果传到她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总部时，本计划大肆庆祝的党员和支持者陷入一片沉寂，原因是，联盟党32.9%的得票率意味着比上次大选流失了8.6%的选票，这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最差成绩，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在巴伐利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与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是胜利者吗？前欧洲议会议长、德国内政的“新面孔”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率领的社民党不但没有能给德国带来任何变革的气象，而且支持率也从历史最差走向更差，从上届大选的历史低位继续滑落5.2%，勉强保住了20.5%的支持率和“全民党”的地位。
第三，其他小党是胜利者吗？左翼党和绿党保住了基本盘，分别获得9.2%和8.9%的选票，但是在德国政治生态以及选后政党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左翼党不再是抗议选民的唯一选项，也不再是联邦议院的最大反对党，尤其在自己的传统优势地区东部联邦州失去了第二大政治力量的地位。绿党虽然止住了上届大选的下滑势头，但是未能达到自己成为议院第三大党的目标。只有重新进入议院的自由民主党有理由庆祝凤凰涅槃，10.7%的选票基本是对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个人魅力的充分肯定。
最后，首次进入联邦议院的德国新选择党（AfD）是胜利者吗？按照德国外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说法，德国新选择党（新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意味着，“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联邦议院大厦将第一次迎来真正的纳粹分子”。打着右翼民粹主义旗号的新选择党一举收获12.6%的选票，成为继联盟党和社民党之后的德国政治第三大势力，究竟意味着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如何，新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对德国政党政治格局、民众心理、德国国际形象的冲击，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内政挑战，尤其这一点可谓新之又新。
大选之后，历史最大规模的联邦议院（709席）将迎来6个议会党团，这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担任总理（1949—1963）之后德国政坛六十余年没有出现的多党派格局。社民党宣布不再寻求与联盟党组织大联合政府，联盟党与自民党、绿党组织三党联合政府——这一组合由于三党的标志性颜色黑（联盟党）、黄（自民党）、绿（绿党）与牙买加的国旗色相同而被称为“牙买加组合”——于是成为组织有效的多数派政府的唯一现实性选择。这三个政纲多有龃龉、政治光谱涵盖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绿色政治和左倾自由主义的政党不得不合作，也将开辟德国联邦政治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新局既成，德国社会和各政党如何立足现实，继往而开来？
联盟党的问题，或什么是基督教-保守主义核心价值
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基民盟以及巴伐利亚的姊妹党基社盟可能确实没有预见到此次大选的结局。
因为就在投票之前，选情对联盟党来说可谓“形势一片大好”，就连过去两年，尤其是2016年新年前夜科隆教堂前发生大规模性侵案以来始终困扰执政党的难民危机也逐渐降温，原因是东南欧国家关闭了难民入欧的“巴尔干路线”，以及欧盟和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安置和交换协议。2017年上半年，德国收到的政治庇护申请仅有9万份，相比之下，2015年上百万难民涌入德国的场景仿佛是历史的一场误会。于是乎，联盟党选前在官网上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取得了众多成就！”其中包括，“在联盟党议会党团的支持下，默克尔总理帮助欧洲度过了难民危机和金融危机，合理应对新的挑战”。
德国以及德国的执政党当然有无数理由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德国从世纪之交的“欧洲病人”脱胎换骨，在2015年突然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中采取“欢迎文化”，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高举自由贸易和西方价值观的大旗，逐渐成为西方世界所谓自由民主的“最后堡垒”。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的执政成绩信心十足，甚至在竞选中采取了不合常规的“不表态、不争论”策略，任由对手挑起话题，却每每闲庭信步，以不置可否化解对手的攻势。联盟党在竞选中试图传递给选民的核心信息，就是为德国人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维持一个稳定的家园：“为了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很好而且愿意在其中生活的德国”，是联盟党的竞选口号。既然经济繁荣、政通人和，默克尔又是西方世界执政最久、声望最高的政治领袖，哪里有必要做什么改变呢？就连选前的民调，也一直认为联盟党可以稳获36%以上的选票，遥遥领先对手社民党。最终选举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由傲慢而造成的巨大判断错误。
执政已进入第13个年头的默克尔总理已经体察不到社会的求变之心，但联盟党的选民用选票发出了信号：与上次大选相比，联盟党此次有162万张选票流向自民党，104万张流向新选择党，33万张流向绿党，20万张流向左翼党。如果说，联盟党选民转投传统的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是在经济政策和传统的市民阶层价值观议题上、转投绿党是在环保议题上有着更为明确的期待，从而情有可原的话——单单是这些原因也足以引人注意——那么转投抗议政党左翼党，甚至大量转投右翼民粹主义的新选择党，则不能不令人生疑：联盟党或者默克尔的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左翼党此次大选主攻分配、就业、养老金等社会公正议题，新选择党则集各种抗议、不满、担心情绪于一身，核心议题是拒绝默克尔政府的难民和移民政策，尤其是拒绝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难民。联盟党的选民转投这两个政党，表明联盟党在社会公正和国内安全等重大议题上失信于传统选民。再进一步看，社会公正与国内安全事关选民的安全感、可预期的生活规划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本应该是传统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存在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政党核心价值遗失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价值观的空心化当然并非某种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日之功。倘若想历史地理解联盟党的价值观，则必须回顾联盟党的建党历史。
联盟党并不是以纲领性政党的面目出现在战后德国政治舞台的，而是保守主义阵营在冷战背景下为防范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结成的权宜联合体，要知道，基民盟的第一部党纲直至1978年才围绕着“自由、互助、公正”等中心概念而出炉；党内包纳了保守主义-民族思想、市民阶层-自由主义、天主教-社会教义等种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群体，联系这些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即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基本价值观。虽说联盟党自成立起就被归于保守主义阵营，阿登纳当年针对社民党的竞选口号“拒绝试验！”也含有清晰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但是德国政治文化缺少英国式的那种自觉而清晰的保守主义传统，从阿登纳开始的联盟党政治家甚至自己也避免被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
在默克尔以实用主义风格执掌基民盟的这些年，随着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模式在西方世界的胜利，基民盟呈现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化”甚至“社会民主化”，比如赞同最低工资标准、赞同同性婚姻、无限制接纳难民等举措，也许迎合了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尤其是精英的“政治正确”要求，但与那些在传统观念中寻找政治和世界观依托的普通市民阶层选民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联盟党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为根本导向的保守主义政党，在联盟党内部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
默克尔会发现，与同样定位为中间路线全民党的社民党联合执政，比目前与自民党和绿党寻求组成联合政府更为轻松，自己未来的施政空间会受到更多的掣肘。而大联盟政府的“偏安”心态，很可能使德国已经错过了利用经济上相对成功的良好条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进行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社民党的问题，或什么是劳工阶层和左派诉求
与联盟党相较，选举结果对社民党更有如当头棒喝，以致于舒尔茨在第一时间就宣布社民党未来选择反对党身份。无论是对德国民主制度，还是对社民党这个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理智的决定。
首先，最大的两党组织大联合政府意味着新选择党成为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党，享有德国政治制度规定的多种特权，这对德国联邦政治的有效运作和国际形象将形成严重挑战。社民党选择反对党的身份，可以最大程度限制右翼民粹势力的表演空间。其次，社民党自2013年以来在大联合政府里的角色，暴露了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退出大联合政府，更多是一种必然的自救措施。
曾出任德国总理的社民党著名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非常形象地说过，社民党是一个“雷声隆隆的‘既是、又是’政党”。也就是说，社民党内部向来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立场。勃兰特这句话可以从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上进行解读。积极地看，可以说社民党政治立场的包容性很强，是一股动态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消极地看，可以说社民党的政治立场向来首鼠两端、犹疑不决。
放在当今全球化的德国语境下，这种立场矛盾主要体现为传统左倾立场与中间道路之争。按照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WZB）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的分析，社民党一方面仍自我定位为传统的劳工阶层政党，而另一方面，随着德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和价值观取向趋于世界主义、经济地位趋于中产阶层的中间立场逐渐成为社民党内的主流话语。具体说来，社民党的文化认同已经着眼于富裕社会的上层选民，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政策认同方面仍旧以下层选民为基准点。
柏林为此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有人问：德国还有社民党吗？第一个人回答：没有了，社民党已经放弃了所有的社会民主方案；第二个人回答：有啊，而且有两个，因为大联合政府两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已经变得不分彼此了。
笑话的背后，隐藏着社民党，甚至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即近年在经济全球化、欧洲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和社会福利削减占据主流政策的语境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底线和立场究竟在哪里？即使在经济繁荣、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劳工阶层也已经进一步分化为收入中产化的劳工阶层、身份为劳务派遣的同工不同酬阶层和从事“迷你工作”的低收人阶层。德国社民党多年来的政策，在文化、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让自己的传统选民觉得越来越陌生，他们对社民党从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8 至2005年担任总理）时代以来推行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和大联合政府的难民政策多有不满。所以，在此次大选中，只有24%的劳工阶层选民将选票投给社民党，而联盟党获得了25%的劳工选民的支持，新选择党获得21%。社民党已经不再是劳工阶层主要支持的政党。
社民党“两张嘴说话”的结构性失语引发了我们如下的思考，即以生产关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立场的左右之分已然失效。当下的德国，劳工阶层更看重内部和边境安全，对多元文化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传统的左派仿佛已转投右派的行列。沃尔夫冈·默克尔为此提出一种理论，即如今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光谱更多是沿着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前者代表一种开放社会的价值取向，对全球化有正面经验，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与自由，欢迎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而代表封闭社会价值取向的后者则恰恰相反。按照这种观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可能在全欧洲范围内成为新的劳工阶层政党，左右立场的划分已经不再具有范式意义。
德国经济表面的繁荣与成功，遮蔽了并不令人乐观的社会客观现实：由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甚至有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财富和社会向上流动性都更多地取决于家庭出身；教育公平性仍旧有待提高，等。社民党虽然把“社会公正”作为大选的核心诉求，但是仅有38%的选民相信社民党在这一点上言行一致。对由难民潮引发的普通民众的安全关切，社民党则完全没有找到有别于默克尔的语言。大联合政府不设限的难民政策带给民众的无序和不安全感——普通民众比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精英更容易受到动荡的冲击——被特殊的德国“政治正确性”过滤，选民唯有采用沉默的选票表达政治诉求。与2013年大选相比，社民党此次有103万选民选择不投票，82万选民转投联盟党，76万转投绿党，70万流向左翼党，55万流向自民党，51万干脆寄希望于新选择党。社民党显然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生死存亡的关头。
社民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中间立场”，仅仅靠选举中喊话传统左派选民、策略性反对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实际自己也需要负责——看来更像是丧失了现实感，以及机会主义。退出大联盟政府，退出让自己左右失据的权位，对社民党而言也意味着回到原初，彻底反思新形势下社会民主的应对与未来，“从结构上、组织上、内容上和战略上重新开始”（舒尔茨语）。然而，社民党具有浴火后重生的勇气和远见吗？
新选择党带来的挑战，或什么是德国的基本价值
德国真正面临的政治和社会挑战还没有正式登上联邦政治舞台，因为新选择党当选议会党团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如何兑现选后誓言即“围猎默克尔，拿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尚有待观察。
新选择党，这个2013年才成立的“反欧元党”，从2014年起高歌猛进，迄今为止已经进入13个联邦州议会和欧洲议会，2015年党内路线斗争导致分裂，调整后的新选择党明显转向右翼民粹主义，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难民潮使该党获得了核心议题。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仅成立四年、不时以右翼极端言论耸人听闻的边缘政党？因为这个未来的联邦议院第三大政治力量无情地粉碎了德国作为西方世界“模范社会”的幻像，让我们对世界和欧洲格局下的德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更为立体的认识。按照德国《时代周报》编辑托马斯·阿斯霍伊尔（Thomas Assheuer）的说法，“随着德国新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这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反革命风潮终于抵达了富足的世外桃源——德国。虽然来得晚了些，却更为猛烈。”
德国新选择党的崛起是一场与英国独立党（UKIP）推动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进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等西方世界民粹现象相互呼应，却又具有典型德国色彩的社会运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混杂了疑欧思想、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伊斯兰思想、排外思想、新右翼思想、右翼极端主义等多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政党简单地解释为德国的全球化的失败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亦即所谓“小人物”的情绪发泄口。虽然劳工阶层和仅受过普通中学教育者支持新选择党的比例较高，但是职员、公务员以及独立就业者等中产阶层当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选票流向同一目标，新选择党的选民收入超过平均水平。而且，因为抗议政府的难民政策而选择新选择党最多的东德地区，往往几乎没有分配到难民。这就揭示了“后现实”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类思潮不诉诸社会状况，而诉诸情感状况。那么我们需要回答：新选择党触动了德国选民的何种情感？
不安。恐惧。愤怒。
这里既有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也有对难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不安和政府政策的愤怒，对所谓德意志文化逐渐异化的担心，以及对未来的无力感。这些负面和悲观的情绪在难民潮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宣泄。不妨借用新选择党的大选海报标语来诠释这种情绪：“‘德国人？’不会资助你们获得更好的生活。”——特地用英文而不是德文打出，目标受众十分明确；“‘海上有难？’怕是下一波罪犯浪潮吧！”——一旁特地用小字标出：2017年移民犯罪率飙升52%；“‘新德国人？’我们自己生。”——图片选择了一位有孕在身的幸福德国女性；“‘伊斯兰？’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背景是一头可爱的小猪，等。
不难发现，新选择党对难民，尤其是具有伊斯兰背景的难民的排斥、公开的敌意和挑衅，甚至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恶意中伤，背后隐藏着一种对安全和保护的合理渴望。这又回到了前述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默克尔的政治光谱划分理论：在一个后现代、后乌托邦的社会，新选择党及其选民面对外部种种动荡和危险，把能够提供安全和保护的社群（community）以回溯的方式投射到一个所谓纯粹的德意志国家，这个国家拥有同质的、未被污染的语言、文化和种族，这里的世界是清晰而可以把握的。这个社群的敌人也是清晰可辨的：建制各党派及其多元文化环境。只有清除了这些世界主义者、“民族叛徒”、难民，才能还德意志民族和国家以自尊和自信。类似的语言来自历史何处以及结果如何，想必熟悉德国和世界历史的人都再清楚不过。
新选择党凭借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一举壮大，凸显了德国社会的诸多暗流和另类现实：
首先，德国有一个男性愤怒选民问题。新选择党的选民中，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而且男性选民中支持率最高的年龄段是30岁到49岁。这一选民结构与特朗普的选民结构相仿。
其次，德国有一个东部问题。东部州四分之一的选票投给了新选择党，萨克森州甚至高达27%。东西部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不禁让人发问：德国的统一真正完成了吗？
第三，德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近乎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并不多余，因为历史的沉渣随时可能会重新泛起。无论是新选择党政治家比扬·霍克（Björn Höcke）面对柏林市中心的欧洲犹太人遇难纪念碑要求德国完成“记忆文化上180度转向”，还是高兰德认为德国人“有权为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无不在挑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后逐步建立的社会共识和现代德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即对自身历史负面遗产的彻底清算，以及无条件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德国的基本价值，未来仍需要捍卫。
最后，德国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一方净土。有国外媒体甚至不无嘲讽地认为，德国终于不可能再占据道德高地对他人颐指气使，其他国家丑陋的右翼民粹势力终于也在德国出现了，这使得德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面对这一局面，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传人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分析，“德国例外论”终结了。德国作为例外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德国出于历史原因对威权体制具有免疫力，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具有罕见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性。新选择党的出现和社民党的式微使得两方面因素均濒临瓦解。
一个新的、正常的德国诞生了，而我们却无法回答：这对德国和世界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