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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月20日，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联邦主席团要求本党内部极右翼派系“羽翼”最晚于4月30日前解散。“羽翼”的领导人物是图林根州的AfD主席霍克（Björn Höcke）和勃兰登堡州的AfD主席卡尔彼茨（Andreas Kalbitz），两人在AfD领导层提出解散要求后，被迫妥协，决定自行解散“羽翼”组织，不再以“羽翼”的名义举行任何线下和线上的活动。
在当前新冠病毒新闻占据各大媒体每天头条的情况下，该事件及其带来的影响没有引发德国公众更多的关注。
右翼党中的极右翼
德国选择党是2013年作为疑欧和反欧元政党成立、2015年难民潮涌入德国后迅速崛起的右翼民粹政党。2019年经过几次联邦州大选，它更是跻身所有联邦州议会，一度超过传统大党社民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而它党内一个名为“羽翼”的派系则被视为其“极右翼团体”，正可谓右翼中的极右翼。
由于在官方正式文件中，“羽翼”并非选择党的一部分，它因此并没有所谓的成员名单。据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的信息，在AfD总共35000名党员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羽翼”派系，比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人数多一倍。尤其在德国东部联邦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根堡州的AfD中，“羽翼”掌控了党内的政策路线。
“羽翼”成立于2015年3月，成立之时发布了《埃尔福特决议》（Erfurter Resolution）。该决议反对AfD迎合建制派政治，同时要求AfD必须保持为一个“反抗运动”。决议里写道：“德国选择党必须是一个不同于建制党的、彻底的、爱国主义的和民主的另类选择”，是一个“我们人民反对诸如性别主流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社会实验的运动”。
因此，“羽翼”派系从一开始就和AfD的路线不太一致，它更多谋求与仇外的Pegida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进行合作。其追随者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称为“屈夫霍伊泽会议”（Kyffhäusertreffen）。
“羽翼”领导人之一霍克是AfD内极右代表人物，也是AfD高管层最富争议的人物。2019年图林根州大选，他带领AfD打败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创下历史最高得票率。他常用纳粹语言，被媒体称为“希特勒第二”，曾发表不少惊人言论。例如他曾经在2017年1月17日的一次演讲中为纳粹翻案，他称“我们的人民是世界唯一会把耻辱纪念碑设立在首都市中心的人民”，必须对纳粹历史发起“180度的认知翻转”。
2017年2月，时任AfD主席佩特里（Frauke Petry）启动了开除霍克党籍的程序，但是之后图林根州仲裁庭驳回了AfD联邦主席团针对霍克的开除党籍申请。
AfD从最初成立时的“教授政党”转变为如今的一个“右翼运动的集合体”，并且在近两年大选中强势崛起都和“羽翼”这样的派系存在息息相关。因为AfD的成功在于善用它的双面特性：一方面对外展示其保守的、市民性气质，另一方面在前者文明的外衣下煽动仇外、仇视穆斯林情绪来赢得中间和中间偏右选民的选票。“羽翼”的存在为AfD更好地发挥了它双面的特性。因此尽管AfD高层不满“羽翼”偏离本党路线太远，并且与之存在政党内部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但AfD并不愿意也无法将其真正清除。
被联邦宪法保卫局监控
早在2019年1月15日，德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和国内情报的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曾发表声明，鉴于AfD的一些主张和政策“与宪法和民主秩序相悖”，遂将该党划入“应调查”类别，以加强监控，调查其是否有违宪和极端行为。但是这并未吓退AfD的选民。
事实上，2013年AfD成立之后，其他各政党的许多政治人物都曾经呼吁将该党列入监视范围，但是宪法保卫局一直没有将整个AfD作为监视对象，而是针对该党的个别成员进行监视，例如“羽翼”领导人霍克。
2019年宪法保卫局将“羽翼”列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怀疑对象，同样被列为怀疑对象的还有AfD的后备组织——AfD青年团。2019年9月，图林根州迈宁根市行政法院的一项决议允许将霍克称为“法西斯分子”。这依然没有对AfD产生明显负面影响。恰恰相反，2019年秋季，由“羽翼”派系掌控的AfD在德国东部三个州——图林根州、勃兰根堡州和萨克森州州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
由此“羽翼”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全党的影响力。2019年底在AfD全国党代会上，对“羽翼”持批评立场的党内领导人失势，右翼力量在领导层中显著增强。AfD联邦议会党团主席、AfD名誉党主席高兰（Alexander Gauland）就一再强调“羽翼”在党内的重要性，他甚至在一年前就估计“羽翼”拥有可以召集党内40%成员的力量。
2020年2月20日德国黑森州哈瑙小城发生了以种族主义为动机的恐怖袭击，造成9人死亡，嫌疑人具有极右翼背景。这导致了德国对极右翼组织更为严厉的监控。
2020年3月12日，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式将“羽翼”定位为威胁民主的右翼极端主义实体，加强对其监控，该派系的领导人霍克和卡尔彼茨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分子”。这一定性意味着，“羽翼”派系及其领导人物的言行完全处在情报手段的监控之中，其中包括监视和招募内线、搜集和储存其个人信息等。联邦宪法保卫局认为“羽翼”在AfD党内影响力显著增强，如果这股力量继续扩大，那么宪法保卫局也将扩大其监控半径。
联邦宪法保卫局对“羽翼”的定性给AfD带来了巨大压力。仅一周以后AfD领导层即提出解散“羽翼”的要求。而“羽翼”领导人霍克也放弃与本党联邦主席团的正面冲突，选择退让，表示愿意自行解散该派系。
AfD与极右翼真正切割？
显然，AfD领导层要求解散自己内部的派系是联邦宪法保卫局对“羽翼”定性的直接后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具有指向性的决定，因为这表明，AfD不仅害怕失去党员中的公务员和教师群体、害怕西部德国的党内温和派的强烈反对、害怕失去更多类似职业的选民，同样害怕将来整个政党成为宪法保卫局被监控对象。因此在巨大压力下采取了貌似与党内极右翼派系切割的举动。
但是如果仔细深入观察这一举动及其后续，不难发现，AfD领导层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撼动该党右翼的真正内核。“羽翼”的形式和标签即使不在，但它形散而神未散，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因此削弱。其中有多种原因。
第一，解散的要求没有带来人事变动的后果。目前“羽翼”领导人霍克和卡尔彼茨仍然是图林根和勃兰登堡州的领导人物，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离开现任职位。
第二， “羽翼”成员无需固定组织也可以继续联网集结，一年一度的年会可以照常举行，只需要以AfD的名义即可。
第三，AfD领导层无意真正切割。解散的要求仅仅是为了保持AfD团结的妥协之举。
第四，极右翼意识形态本身就是AfD价值观的一部分。
第五，“羽翼”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在党内已经太大，暂时没有势力能够真正撬动他们。
因此，这次AfD敦促解散自己的极右翼派系之举更多可以理解为一种自保策略或“障眼法”。“羽翼”解散之后反倒降低了人们的警惕性，它变得更加难以击破。不论AfD是否与极右翼切割，对于建制派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在新冠疫情愈演愈烈的现状下，各民调显示，AfD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朱苗苗，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当前新冠病毒新闻占据各大媒体每天头条的情况下，该事件及其带来的影响没有引发德国公众更多的关注。
右翼党中的极右翼
德国选择党是2013年作为疑欧和反欧元政党成立、2015年难民潮涌入德国后迅速崛起的右翼民粹政党。2019年经过几次联邦州大选，它更是跻身所有联邦州议会，一度超过传统大党社民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而它党内一个名为“羽翼”的派系则被视为其“极右翼团体”，正可谓右翼中的极右翼。
由于在官方正式文件中，“羽翼”并非选择党的一部分，它因此并没有所谓的成员名单。据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的信息，在AfD总共35000名党员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羽翼”派系，比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人数多一倍。尤其在德国东部联邦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根堡州的AfD中，“羽翼”掌控了党内的政策路线。
“羽翼”成立于2015年3月，成立之时发布了《埃尔福特决议》（Erfurter Resolution）。该决议反对AfD迎合建制派政治，同时要求AfD必须保持为一个“反抗运动”。决议里写道：“德国选择党必须是一个不同于建制党的、彻底的、爱国主义的和民主的另类选择”，是一个“我们人民反对诸如性别主流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社会实验的运动”。
因此，“羽翼”派系从一开始就和AfD的路线不太一致，它更多谋求与仇外的Pegida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进行合作。其追随者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称为“屈夫霍伊泽会议”（Kyffhäusertreffen）。
“羽翼”领导人之一霍克是AfD内极右代表人物，也是AfD高管层最富争议的人物。2019年图林根州大选，他带领AfD打败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创下历史最高得票率。他常用纳粹语言，被媒体称为“希特勒第二”，曾发表不少惊人言论。例如他曾经在2017年1月17日的一次演讲中为纳粹翻案，他称“我们的人民是世界唯一会把耻辱纪念碑设立在首都市中心的人民”，必须对纳粹历史发起“180度的认知翻转”。
2017年2月，时任AfD主席佩特里（Frauke Petry）启动了开除霍克党籍的程序，但是之后图林根州仲裁庭驳回了AfD联邦主席团针对霍克的开除党籍申请。
AfD从最初成立时的“教授政党”转变为如今的一个“右翼运动的集合体”，并且在近两年大选中强势崛起都和“羽翼”这样的派系存在息息相关。因为AfD的成功在于善用它的双面特性：一方面对外展示其保守的、市民性气质，另一方面在前者文明的外衣下煽动仇外、仇视穆斯林情绪来赢得中间和中间偏右选民的选票。“羽翼”的存在为AfD更好地发挥了它双面的特性。因此尽管AfD高层不满“羽翼”偏离本党路线太远，并且与之存在政党内部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但AfD并不愿意也无法将其真正清除。
被联邦宪法保卫局监控
早在2019年1月15日，德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和国内情报的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曾发表声明，鉴于AfD的一些主张和政策“与宪法和民主秩序相悖”，遂将该党划入“应调查”类别，以加强监控，调查其是否有违宪和极端行为。但是这并未吓退AfD的选民。
事实上，2013年AfD成立之后，其他各政党的许多政治人物都曾经呼吁将该党列入监视范围，但是宪法保卫局一直没有将整个AfD作为监视对象，而是针对该党的个别成员进行监视，例如“羽翼”领导人霍克。
2019年宪法保卫局将“羽翼”列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怀疑对象，同样被列为怀疑对象的还有AfD的后备组织——AfD青年团。2019年9月，图林根州迈宁根市行政法院的一项决议允许将霍克称为“法西斯分子”。这依然没有对AfD产生明显负面影响。恰恰相反，2019年秋季，由“羽翼”派系掌控的AfD在德国东部三个州——图林根州、勃兰根堡州和萨克森州州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
由此“羽翼”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全党的影响力。2019年底在AfD全国党代会上，对“羽翼”持批评立场的党内领导人失势，右翼力量在领导层中显著增强。AfD联邦议会党团主席、AfD名誉党主席高兰（Alexander Gauland）就一再强调“羽翼”在党内的重要性，他甚至在一年前就估计“羽翼”拥有可以召集党内40%成员的力量。
2020年2月20日德国黑森州哈瑙小城发生了以种族主义为动机的恐怖袭击，造成9人死亡，嫌疑人具有极右翼背景。这导致了德国对极右翼组织更为严厉的监控。
2020年3月12日，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式将“羽翼”定位为威胁民主的右翼极端主义实体，加强对其监控，该派系的领导人霍克和卡尔彼茨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分子”。这一定性意味着，“羽翼”派系及其领导人物的言行完全处在情报手段的监控之中，其中包括监视和招募内线、搜集和储存其个人信息等。联邦宪法保卫局认为“羽翼”在AfD党内影响力显著增强，如果这股力量继续扩大，那么宪法保卫局也将扩大其监控半径。
联邦宪法保卫局对“羽翼”的定性给AfD带来了巨大压力。仅一周以后AfD领导层即提出解散“羽翼”的要求。而“羽翼”领导人霍克也放弃与本党联邦主席团的正面冲突，选择退让，表示愿意自行解散该派系。
AfD与极右翼真正切割？
显然，AfD领导层要求解散自己内部的派系是联邦宪法保卫局对“羽翼”定性的直接后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具有指向性的决定，因为这表明，AfD不仅害怕失去党员中的公务员和教师群体、害怕西部德国的党内温和派的强烈反对、害怕失去更多类似职业的选民，同样害怕将来整个政党成为宪法保卫局被监控对象。因此在巨大压力下采取了貌似与党内极右翼派系切割的举动。
但是如果仔细深入观察这一举动及其后续，不难发现，AfD领导层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撼动该党右翼的真正内核。“羽翼”的形式和标签即使不在，但它形散而神未散，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因此削弱。其中有多种原因。
第一，解散的要求没有带来人事变动的后果。目前“羽翼”领导人霍克和卡尔彼茨仍然是图林根和勃兰登堡州的领导人物，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离开现任职位。
第二， “羽翼”成员无需固定组织也可以继续联网集结，一年一度的年会可以照常举行，只需要以AfD的名义即可。
第三，AfD领导层无意真正切割。解散的要求仅仅是为了保持AfD团结的妥协之举。
第四，极右翼意识形态本身就是AfD价值观的一部分。
第五，“羽翼”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在党内已经太大，暂时没有势力能够真正撬动他们。
因此，这次AfD敦促解散自己的极右翼派系之举更多可以理解为一种自保策略或“障眼法”。“羽翼”解散之后反倒降低了人们的警惕性，它变得更加难以击破。不论AfD是否与极右翼切割，对于建制派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在新冠疫情愈演愈烈的现状下，各民调显示，AfD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朱苗苗，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