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日至3日，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时隔20个月再次访问中国。近来，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特朗普2.0时期即将到来，中欧忙于解决贸易争端，俄乌局势升级……贝尔伯克选择这一时间来华显得颇为微妙。复杂环境下，德国会重新考虑对华“三重定位”和“去风险”策略吗？
当前，德国与美国政治同时发生重要变化，这一动向给中德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面对特朗普2.0时期德美关系不确定性上升，德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需要重新考虑是否仍旧坚持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对华“三重定位”和“去风险”思路。
01. 特朗普再度上台给德国带来的影响
较之传统的建制派政要，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特立独行。其政治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优先，回归保护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保护美国制造业和经济实力；二是素人政治，动用政治素人执掌重要行政部门，开启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颠覆性变革；三是交易型领导，不按常理、原则和套路出招，强调目标达成和结果。特朗普的政治手段主要有：一是压倒性战略，遵从丛林法则和强者逻辑，通过绝对的综合实力压倒对手；二是极限施压，使用惩罚性关税、制裁等各种强硬手段迫使对手就范，获取短期优势；三是分而治之，拉拢对其忠诚者，打压不服从的对手。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也许不会退出欧美盟友体系，但美国对欧洲的认知会发生一定变化，不再首要将其视为政治与军事盟友，而更多是经贸领域的竞争对手。对此，德国将首当其冲：特朗普对于德国的敌意和不满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已表露无遗。他认为德国长期利用美国，在安全领域搭便车，而在贸易领域，美对德存在不公平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在贸易领域对于德国的指责基于零和博弈思维。美国是全球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2023年贸易赤字总额高达1.15万亿美元。德国则是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以及美国的第三大贸易顺差国。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633亿欧元，较之特朗普2017年上一任期之初499亿欧元的规模进一步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减少德美贸易赤字或将成为美国对德国的首要诉求。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在经贸领域，可能会要求德国企业加大对美直接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与就业，以此弥补其为美国境内企业减税产生的财政缺口，或者将重演第一任期内将德国汽车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风险的一幕，对于德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如果德国和欧洲采取反制措施，例如对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数字企业加征数字税等，势必导致欧美贸易冲突加剧，对于欧美贸易、包括德国对美出口形成极大冲击；在政治领域，德国仍将竭力维系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
在特朗普再度上台初期，德国估计仍将尝试安抚、迎合和取悦美国，美国则将进一步施压德国和欧洲采取更强硬的手段限制对华合作；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可能弱化北约作用，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施压欧洲接受美俄围绕尽快结束乌克兰危机可能达成的方案，并拉拢波罗的海国家等防务开支达标、对其忠心的国家，打压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特朗普或将继续第一任期内“退群毁约”的做法，例如在气候保护领域延续一贯的怀疑态度，放松绿色转型目标，再度退出《巴黎协定》，这同样也会导致德美合作受挫。
02. 时代转折期德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俄乌危机加剧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制度竞争和国家安全意识，对于中德关系的影响是加大了双方的信任赤字。德国政府在去年出台的首个《中国战略》中延续了对华“去风险”的思路，呼吁德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单向依赖，分散投资、加强多元化，而美国也不断施压德国限制对华合作。不过，时代转折期的德国对华政策总体保持了平稳基调和一定的独立性。
一方面，德国企业坚持对华布局。2016-2023年间，中国连续八年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近几年来逆势大幅增长，2024年上半年达到73亿欧元。根据中国德国商会2023/2024年商业环境调查，半数以上的受访企业甚至希望增加本地投资，以便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明确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展反补贴调查和加征关税，认为此举损害欧洲的绿色转型大计，增加了欧洲消费者成本，导致欧洲和中国创新市场脱钩。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对华立场整体均衡。自俄乌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对华强调地缘政治因素，实施“去风险”策略。不过，德国政府仍旧有意避免“选边站队”，对华整体上保持均衡立场。今年4月朔尔茨总理访问中国，数位联邦部长也在今年访华，期间不同程度表明了较为均衡的对华立场。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一事上，德国在10月初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特朗普再次上台加大了德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德国可能会更加强调自身在中美之间的独立立场。
03.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的中德关系展望
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德国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是否仍旧坚持“三重定位”和“去风险”思路，在特朗普2.0时期同时与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产生贸易冲突。在当前的时代变局下，逆全球化、俄乌危机、美国孤立主义等趋势给德国带来多重挑战，德国经济持续陷入衰退，财政预算吃紧，汽车、钢铁等传统支柱产业处境艰难，未来还将进一步受到特朗普2.0政府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冲击，本土制造业可能将再遭重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亟需提振经济和就业，加强本土经济竞争力，这为中德之间带来新的经贸合作空间。中德中欧应当通过双边谈判，减少双边贸易壁垒与非关键领域的出口限制，做大双边贸易规模，共同抗衡孤立主义经贸政策带来的冲击。
当前，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补贴、土地使用、人才引进等方面逐步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的自主开放。全球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危害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损害各国消费者利益。对此，中德两国作为全球化受益者，更应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复杂动荡的时代共同践行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拉牢经济纽带，避免贸易碎片化、技术脱钩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碎片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