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美国再一次在世界政治的敏感地区掀起惊涛骇浪：1月3日，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以“定点清除”的方式杀死。伊朗方面随即誓言报复，并于1月8日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国内群情激愤，伊拉克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伊拉克。一时间，以代理人战争等间接方式冲突多年的美伊双方第一次面临进入热战的危险，世界各国担心美伊冲突会引发本已脆弱不堪的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之一。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剧烈震荡中，重要的国际政治参与者纷纷出面表明态度，力图在第一时间使局势降温。在美国发动袭击的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应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次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又分别与伊朗、法国、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外长通话交换了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日通话表达了对于局面的担忧。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也在同一天交换了意见。
欧洲严重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虽然欧洲是国际重要的政治力量、涉及伊朗和伊拉克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但是欧洲方面的领导人直至危机爆发的第三天即1月5日才集体发声。更令人惊讶的是，欧洲居然并不是直接对于美国有可能违背了国际法原则的暗杀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表达看法，而是由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一起，就近期针对伊拉克境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力量的袭击进行了谴责，表达了“对于伊朗在这一地区、尤其是通过伊朗革命卫队和苏莱曼尼将军指挥下的，和圣城旅所发挥的负面作用的严重不安”，呼吁“所有参与方最大程度地克制，展现责任意识”。三国“尤其呼吁伊朗放弃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或对暴力行为的支持”，而且撤回有违伊朗核协议的措施。
美伊冲突的历史缘由无疑错综复杂。在暴力螺旋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只谴责已经遭暗杀的一名伊朗将军，但对美国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暗杀行为本身既不批评也不支持，不知道所谓的“所有参与方”——美国、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沙特、埃及、甚至俄罗斯——究竟有哪些会受到触动，而如欧洲所愿“展示责任意识”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在与英、法、德等欧洲盟友通话后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说老实话，欧洲人不像我期待的那样帮忙。”
这么看来，欧洲三国领导人5日发表的这个貌似理性的联合声明，与其说表达了欧洲对伊朗和相关地区问题严重关切的立场，不如说表现了欧洲在中东危机面前的无力。因为随着美伊冲突的加剧，欧洲人最为看重的伊核协议已经到了存亡关头：就在1月5日，伊朗不出所料地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最后阶段即放弃“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这就意味着，继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受任何实际限制。
这一点让欧洲人感受到了切身痛楚：伊核协议曾经是欧洲基于自己的多边主义经验所推崇的解决国际冲突的典范，是欧洲迄今为止在国际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欧洲人看来，他们曾经成功地将伊核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拉到谈判桌前，阻止了中东地区的核武化，甚至是由此引发的世界更大范围的冲突。就在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依然再次强调伊核协议的重要性，称即使美国退出“也要继续维持协议”。然而在没有美国参与及强化对伊制裁的情况下，奢谈伊核协议的有效性除了遮羞的作用之外还有多大的意义？欧洲人引以为傲的、能够显示欧洲作为国际政治规范性力量的外交成就，显然已经难掩“一地鸡毛”的结局。
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1月5日为柏林《每日镜报》撰文，指出了欧洲这一良好感觉背后的脆弱性和虚幻性：欧盟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兑现向伊朗的承诺，即伊朗弃核所能换取的经济援助，所以欧洲在伊朗面前并不具备自我指认的可信度。虽然在欧盟看来，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宣布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并没有哪家欧洲银行敢于承担对伊业务，欧洲三国不满美国的霸道做法而构建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迄今为止尚未有效地支撑对伊朗的正常商贸往来。不难看出，对于美元的依赖和对于美国制裁、乃至域外执法的恐惧，已经写入了欧洲的制度性基因。
欧洲面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伊冲突加剧的无力，实际反映了欧洲从二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即欧洲严重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具备贯彻自己意图的“硬”实力，核心是没有独立于美国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因而在危机时期也无法有效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而无法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外交政策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而且，这种讨论的根本前提还是假设欧洲是一个同心同德的政治行为体。在和平时期，欧洲可以自诩为“文明的力量”，以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标签，文明、和平和富足所散发的“软实力”一向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欣羡。然而在危机时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久前誓言“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领导”看来比任何时候都在提醒一个事实：欧洲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可谓世界政治中不折不扣的“纸老虎”。来自瑞士《琉森日报》的尖锐评论是：美伊危机再次表明，欧洲早已从世界政治的冲突中抽身，放弃了成为全球秩序维护力量的雄心。
按照《琉森日报》的分析，欧洲这种外交政策的无能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德国在二战后的自我克制、法国和英国在二战后经历的去殖民化和去帝国主义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发展的结果是，欧洲过去几十年主要聚焦自身问题，外部的安全问题则交给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主导，欧洲国家的军事潜能——哪怕是其中军事能力和行动力最强的英国和法国——不足以支撑其地缘政治的愿望。
欧洲必须重回多边和联合国框架
在美伊剑拔弩张的局面下，欧洲究竟应该继续置身事外、继续口头政治、还是该采取某种行动？鉴于以上对于欧洲无力和无能的分析，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欧洲国家是伊核协议的重要参与方，多数有意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关系，也参与了在伊拉克的反恐、维安、培训等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自然涉及欧洲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国际信誉。欧洲国家如果“述而不作”，坐等局势恶化，或者任由其他力量主导局势的发展，显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因而欧洲内部呼吁行动的声音不绝于耳，欧洲人也必须行动。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如何行动才是现实可行的？迄今为止，多数欧洲的声音都着眼于为冲突降温。但是冲突至少涉及美伊双方，如何既指出双方的错误行为、让双方各自约束，同时又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可信，就成为摆在欧洲人面前的难题。
事实并不令人乐观：1月12日英法德三国警告伊朗必须回到伊核协议框架，14日三国外长宣布决定启动伊核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约束伊朗，结果立刻遭到了伊朗的强烈反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此前以向欧洲出口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为要挟，迫使欧洲三国采取了这一很有可能加剧伊朗反弹的举动。
这种危险的势头意味着，欧洲人如果真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勇气冷静地分析自己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差异。虽然欧洲没有人为苏莱曼尼的死亡而悲伤，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欧洲人为美国的暗杀行为而高兴。无论是美国总统、政府还是军方，都无法为此次暗杀行为给出一个令人信服而且符合逻辑的理由，这不但再一次证明了特朗普外交政策政策的任意性——这次行动的后果可能连“美国优先”都算不上，而且为欧洲的盟友设计了一个“事后救火队”式的陷阱。
在伊朗面前，欧洲除了督促伊朗克制和回归伊核协议的承诺之外，必须走出“口惠而实不至”的局面。欧洲要清清楚楚告诉美国，伊核协议是能够达成的最好的协议，如果要制止局面的恶化，就必须为伊朗去核提供经济支援。为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落实这一承诺，欧洲必须与除了美国之外更多的伊核协议和地区利益攸关方合作，重回多边和联合国的框架。
比如，如果欧洲人无法说服美国让伊朗外长入境参加联合国会议，那么可以考虑采取其他的迂回方式在美国之外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以保持国际外交渠道的畅通。
此外，美国的暗杀行为引发了伊拉克的撤军要求，这势必削弱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的努力，欧洲人必须在伊拉克事务上有所作为。
从长远来看，也许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欧洲军”建设是欧洲人走向自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无法回避的步骤——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欧洲必须拥有可以随时炫耀武力的对外作战军事力量，而是在现实政治世界里令人不可轻视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实力。
最后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一句话：欧洲有这个战略勇气吗？
作者：胡春春（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