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西比尔·明希[1]
自2014年底以来，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简称：Pegida）抗议运动受到德国和国际媒体以及社会运动研究专家的关注。该运动于2014年10月在德累斯顿发起，一开始只是脸书上的一个群体，他们每周都举行示威游行，后来在其他一些德国城市也不断有人效仿。脸书网上Pegida的主题网页共有超过15.9万个“点赞”。二战以后，在（西部）德国，各种公开抗议活动在政治上普遍偏左，如和平运动以及许多环保组织，就这点而言，这一运动有其特殊之处。
比如Pegida运动在莱比锡简称为Legida，在南图林根简称为Sügida，在卡塞尔简称为Kagida，在维尔茨堡则为Wügida，在波恩是Bogida，在杜塞尔多夫就叫Dügida，在法兰克福称为Fragida。每个地方这一运动提出的要求和激进程度都有所不同。比如莱比锡的Legida相比于最初在德累斯顿发起的游行更为极端，因为德累斯顿至少对外呈现的是一种公民运动的形态；而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级层面的Pegida运动与分别在波恩、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开展的地方运动之间存在冲突，它们指责各个城市的运动已经被极右翼小党“支持北威州”（Pro NRW）成员分化、渗透。
本文主要探讨这场运动是在怎样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其要求和目的何在，这场运动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产生的背景
2014年10月，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在亲眼目睹了库尔德工人党（PKK）的一次抗议游行之后，便在德累斯顿发起Pegida运动，之前的他在政界名不见经传，只是一家小型公关公司的所有人。他将那次库尔德工人党的游行拍摄下来并上传至You Tube，第二天他在脸书网上组建了名为“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群。之所以库尔德人会举行示威游行，而巴赫曼会作出如此反应，其背景是当时联邦层面举行的一场辩论，即为了对抗伊斯兰国（ISIS）武装力量，联邦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库尔德抵抗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支持。当月，德国既发生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引发了右翼足球流氓群体的骚乱。
一群库尔德人参加了反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游行，并受到萨拉菲派（北威州穆斯林极端教派）的袭击，多家媒体就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随后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小城里，雅兹迪教徒和一群车臣极端分子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移民来源国给德国带来的摩擦和冲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演，引起社会各方巨大关注。因此Pegida至今使用的一条标语就是：“反对德国领土上的宗教战争”。除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冲突外，在科隆内城，约400名极端右翼足球流氓打着“足球流氓对抗萨拉菲教徒”（HOGESA）的旗号集会，随后集会又演变成暴乱，并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破坏，使得国内民众排外情绪进一步升温。所谓足球流氓，是指那些有暴力倾向的足球俱乐部支持者，长久以来被认为有右翼倾向，但像在科隆事件中如此明确表达政治倾向的，到目前为止并不常见。
从地区来看，Pegida运动主要发生在东德，但同时也是一场不可小觑的运动。在那些居民几乎接触不到多元文化的地方，该运动最为声势浩大。在东部联邦州，外国人所占比例在1.9%（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到2.8%（萨克森州）之间。在英国乡村地区也有所谓的“没有外国人的排外情绪”。学者们探讨的问题是，两德统一前的移民情况特点对当前种族主义思潮是否产生一定影响。虽然现今东西部关于移民的法律框架相同，但两边的移民模式仍存在巨大差异。在东部联邦州中，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明显比西部低，因为只有少数移民通过家庭团聚或是作为外籍劳工来到东部，这里绝大多数移民都是刚到德国的申请避难者，他们被分配至全国各地，这样不至于造成仅由一个地区承担安置的成本负担。所以东部移民的来源地与西部不同，当地人对这些少数族裔的排外情绪更为强烈。另外，跨文化共存的社会框架条件也存在差异。东部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多数人口外流，同时东部许多地区由于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福利体系难以为继。
Pegida运动的发起者
尽管巴赫曼有大量的犯罪前科，但是作为德累斯顿Pegida运动的发起人，他却乐于称自己为“普通公民”。他的罪行包括16次盗窃、酒后驾车以及贩卖毒品。1998年，他在被判数年监禁后首先潜逃到南非，但随后被遣返德国。他的生平轨迹使Pegida运动对“法律和秩序”（lawandorder）政策的支持以及将外国罪犯驱逐出德国的要求都极具讽刺意味。当巴赫曼的过去被公之于众后，尽管他宣布辞职，但以其为中心的运动组织者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2015年1月，在媒体曝光了巴赫曼的一张模仿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后，他正式辞职，但这次他也没有隐退很长时间。他强调，这只是一张老照片，而且仅仅想开个玩笑。然而同一时间，他在个人的脸书评论中发表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言论，辱骂他们为“畜牲”、“烂货”、“垃圾”。另一次他将一位身穿美国3K党白袍的男子照片上传至网上，同时附上标语“3K党只要存在一天，其他少数族群就得滚蛋！”。德累斯顿检察院随即展开调查，确定这是否已构成煽惑民众罪。随后巴赫曼宣布退出Pegida理事会。一周以后，Pegida发言人卡特琳·厄特尔（Kathrin Oertel）以及其他四位Pegida运动组织者相继辞职。厄特尔强调，她的退出与针对巴赫曼的指责毫不相干。但之后知情人士指出，其实这是因为厄特尔对巴赫曼继续在背后操控感到不快。三周以后，巴赫曼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被选举为Pegida领导人。媒体认为该运动已经开始右倾。
二月初，厄特尔和其他六名之前的Pegida积极分子建立了名为“欧洲直接民主”（Direkte Demokratie für Europa）的组织，以阻止Pegida极端右倾趋势。她之所以建立该组织，是担心德国社会分歧可能导致一场“内战”。
运动的发展
每周举行的示威游行被组织者称为晚间散步活动。事实上，这些游行有别于一般的游行，具有高度的纪律性。由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现场观察、研究了德累斯顿的几次游行（见下文）后指出，该运动动用了部分自发、部分事先组织好的维护秩序人员，他们一方面提醒人群文明游行，远离暴力；另一方面在组织者发表演讲时又鼓动人群呐喊附和。2014年10月20日的第一次游行在德累斯顿只动员到少数支持者，但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游行人数急剧上升。当2014年12月8日的游行人数超过1万人以后，PEGIDA在德累斯顿注册登记成为协会，协会会长为巴赫曼，副会长是勒内·雅恩（Rene Jahn）。将PEGIDA注册为公益性质的协会意味着，Pegida得到的捐助将被扣除部分税款。
每周一次的抗议游行都定于星期一举行，这让人想起历史上东德反对派的和平示威游行。Pegida也采用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些之前参与东德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对此提出批评，坚决与Pegida运动的目的保持距离。
去年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谣传不断散布，据说，考虑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柏林打算将传统的圣诞市场改名为“冬季市场”，自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该运动上街抗议。尽管批评指责铺天盖地，Pegida运动人数有所下降，但在今年一月初又重新抬头。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巴黎总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多名德国部长发出警告，切勿将这次惨痛事件别有用心地作为Pegida运动的宣传推广手段。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近3.5万民众在德累斯顿圣母教堂前默哀一分钟，同时抗议Pegida运动——但这并没有削弱Pegida运动的影响力，因为2015年1月12日，Pegida游行示威者一度达到约2.5万人。几位法国漫画家通过发行传单反对Pegida，批评Pegida利用这次伊斯兰恐怖组织袭击活动借题发挥。他们强调，Pegida象征着《查理周刊》所反对的一切（该杂志向来以反种族主义言论而闻名），同时他们呼吁德累斯顿民众应给予移民更多的宽容。事实上，对《查理周刊》遇难编辑的哀悼使Pegida陷入两难境地：因为该运动从始至终反对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媒体（见下文），所以突然支持新闻自由一时间难以自圆其说。
在Pegida最大规模游行举行之后的那周，德累斯顿警方禁止了其活动，因为Pegida领导层已经受到恐怖组织的死亡威胁。针对此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本身就是一次小小的丑闻，原因是萨克森州政治教育中心为该组织提供了平台，而该州立机构一向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则，从未向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过如此方式的支持。
Pegida运动参与者人数经历一次明显下降之后，最近又稍稍上升，总数徘徊在6000人上下。
目的和要求
Pegida运动初期的目的和要求其实并不明确，尤其是Pegida内部存在迥异的思潮，另外该运动在其他城市的分支也表现出区域性差异。之所以无法明确判定该运动的态度和立场，原因在于Pegida领导层一开始拒绝媒体或学术界一切调查、对话的尝试，而对于媒体的强烈批判态度成为Pegida的另一特征，他们诋毁媒体，称其为“谎言媒体”（Lügenpresse）。这一在Pegida游行中反复高呼的口号最开始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用于纳粹宣传。这一概念已被赋予贬义色彩，因此成为2014年“年度最差词汇”。
此外，Pegida目标的异质性是其成功因素之一。Pegida立场的矛盾之处十分明显：它一方面指责伊斯兰教敌视妇女，另一方面批判一切“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或是任何否决传统家庭观念的看法。还有，Pegida运动捍卫“基督教价值观”的做法同样让人觉得荒谬。因为据官方统计，德累斯顿绝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同时，它提出反对伊斯兰教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在德累斯顿，只有0.4%的居民是穆斯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北德广播电台（NDR）的一名记者总结道，这些游行者捍卫的是他们并不笃信的宗教价值观，反对的是一群根本不在当地居住的移民，他们只是从媒体上获知一些信息，而恰恰他们又将这些媒体视为“谎言媒体”，对其持批判态度。而且，Pegida还将欧盟作为其批判对象之一，那么他们自称“欧洲爱国者”便同样让人无法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该运动尽管打出的旗号明确针对伊斯兰教徒或所谓的伊斯兰化，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一领域，更多地只是诋毁移民。比如，他们要求德国仿效加拿大的移民打分制来对移民进行制度设计，将不合格的移民拒之门外。
Pegida采用民粹运动常见的两套说辞，一方面他们认为，德国严厉禁止讨论有关社会融入方面的问题。但是回顾近年大量媒体报道、政治讨论和研究，我们知道，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他们将普通“理性”公民和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严格区分开来，表达对社会权势人物的不满，体现了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
随着人们对该运动的批评谴责与日增多，巴赫曼提出几点要求作为回应，其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对移民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推行“法律和秩序”政策，并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危机达成和平协议。2014年12月，他通过19段文字对这些立场作了进一步阐述。其中有几点乍看上去具有建设性意义，比如要求将难民分散安置，但是其他诸如保护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文化的要求和一些充斥偏见的言论则完全变味，站不住脚。同时他还要求给予警方更多的财政支持，驱逐外国罪犯，以及禁止伊斯兰沙里亚教法法庭独立行使司法权——这在德国本来就不可能实现。
许多人对Pegida示威者的动机和信念进行了分析，其中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鲁赫特的研究特别强调，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政治立场偏右的人，而并非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只是心怀忧虑的普通公民。在一次网上调查中显示，33.3%的参与者自称为右翼分子，其中1.7%的人甚至自称为极端右翼分子。
各类政治行为体和一些学者都尝试在实践中切实走近该运动，尤其是为了弄清到底哪些人自然而然地为Pegida所吸引。此外他们也有兴趣了解Pegida与极右翼组织之间的联系。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受到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但是多名学者指出，组织者西格弗里德·徳布里茨（Siegfried Däbritz）与反伊斯兰的德国防卫联盟以及欧洲认同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研究人员表示，难以与示威者直接交流，网上调查的反馈也很少，所有因素导致研究结果根本不具代表性。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汉斯·福伦德（Hans Vorländer）的研究小组在三次Pegida游行期间共采访了400名参与者。最初联络的人当中有65%拒绝接受采访。根据该研究小组的民意调查，受访者参与运动的原因有：对当前政治不满（54%），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化”（23%），对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批判（20%），拒绝难民和移民（15%）。福伦德评价说，Pegida并不是一场属于极端右翼分子、退休者和失业者的运动。在他看来，这场运动主要是为了向政治界和社会精英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
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鲁赫特也许称得上是全国研究这一运动最知名的专家，他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稍有不同。他的调查详细分析了其他调查方法的弊端，他通过将网上调查和实际观察相结合来收集相关数据。调查的困难在于寻找参与者，因为最后只有18%的人配合参与调查。最开始研究小组发出3500份邀请，但是只有660人接受了邀请，而最后只有123人参加。该研究在多方面得出的结论与福伦德的研究相似。调查显示，Pegida的参与者主要为男性，同时多是有着相对较高学历的职员。但这可能是由调查误差导致，因为也许在Pegida示威者中主要是那些素质较高、更为亲和的人参与这样的学术调查。“典型”的Pegida示威者参加政治或社会组织调查的积极性要低得多；同时，与迪鲁赫特之前调查的其他主题游行参与者相比，他们对于各种抗议形式缺乏经验。
受访对象不信任国家机关，但是对德国选择党（AfD）却表示同情，时而发表一些极右翼或偏右翼的观点。调查报告总结道，不能把Pegida的支持者视为所谓的普通公民，因为他们有着明显的“对某类群体的敌视”和种族主义倾向。“我们是一个民族”口号的言下之意是，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移民都不属于我们这个民族。
哥廷根的民主问题研究专家弗兰茨·瓦尔特（Franz Walter）对德累斯顿Pegida游行者也展开了一项网上调查，他也强调这次民意调查并不具有代表性，不过他同样发现，参与者主要是46岁到55岁之间的男性和中产阶层。各种调查都向受访对象提出对各种（民主）机构的信任度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在高度信任警方的同时，对于联邦总统高克和联邦总理默克尔则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并没有抱太多的信任。而且他们虽然普遍表示支持民主，但对当前德国民主现状却极为不满。
尽管参与Pegida游行的人自以为是普通民众和公民，而且他们早前可能也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调查，但是他们与极端分子和右倾立场无法撇清关系。他们的口号充满着愤懑和偏见，具有高度的污辱性。运动组织者也曾公开尝试与极右翼足球流氓和光头党划清界线，但这只是做给其他右翼势力如共和党人看的策略。据鲁赫特领导的Pegida研究小组描述，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拒绝接受采访，而在游行队伍末端则有以家庭为单位的游行者以及老人。Pegida抗议活动主要得到一群右翼势力的支持，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以及宣扬伊斯兰恐惧论的博客“政治不准确”。
政界的反应
与一贯的政治作风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此次严厉谴责了Pegida。她在通过电视转播发表新年致辞之际强调指出，每个人都有表达个人观点与看法的权利，但是德国不会给煽动民众抵制移民的浪潮提供任何机会：“如今，有些人又开始在周一游行了，他们喊着‘我们是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实际想说的却是：你们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你们的宗教也与我们不同，你们不属于这里。”针对Pegida的领导层，她继续说道：“请不要追随那些叫你们去参加游行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更多的是成见、冷漠，甚至仇恨！”如此充满感情的言论比德国政治辩论中向来客观冷静的态度更为鲜明，立场十分明确，而她所在的基民盟自身在过去或多或少也存在仇外心理的苗头。人们大概会联想到当年施罗德总理为引进外籍IT专家推行绿卡政策时，反对该政策的运动提出“要德国儿童，不要印度人”（Kinder statt Inder）的口号。联邦司法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称，Pegida抗议运动是“德国的耻辱”。
然而，其他政治家并没有对Pegida运动表示强烈反对。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表示，游行参与者当中很多都是普通公民，他们只是表达了对当前社会各种严峻形势的忧虑和担心。德国选择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对该运动表示了赞同，贝尔恩德·卢克（Bernd Lucke）强调，该运动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都是合法、正当的。同样，德累斯顿当地的德国选择党对游行也给予了支持。在社民党内部，秘书长雅思敏·法希米（Yasmin Fahimi）和党主席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之间出现了分歧。前者完全拒绝与Pegida展开对话，而加布里尔则表示，虽然不愿与运动组织者洽谈，但愿意尝试与其中的普通民众进行交流。
公民社会的反应
Pegida游行受到社会大部分民众的强烈谴责。全国约有10万人为了反对Pegida而走上街头。在德国西部城市反对Pegida的抗议活动比Pegida运动本身更为声势浩大。有时，当地即使没有举行Pegida游行，人们也会组织起来支持社会多样性，要求更多的宽容。在慕尼黑，800名所谓的Bagida游行者就遭遇到了1.2万人的反对与抗议。与此同时，基督教教会也坚决抵制Pegida。他们表示，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保护基督教价值观。比如2015年1月5日，科隆教堂以熄灯方式抵制Pegida游行，他们不愿充当Pegida游行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同时德累斯顿的大众汽车厂也采取了类似方式以示抗议。
会形成全球化趋势吗？
受德累斯顿众多Pegida游行者的刺激和鼓舞，在欧洲其他一些城市，人们也打着Pegida旗号组织游行。据媒体报道，在挪威和丹麦分别有约200人的游行。但2月28日在英国北部纽卡斯尔市举行的Pegida游行却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近400名Pegida成员举行示威游行的同时，大约有2000名市民加入到由英国议员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率领的反对Pegida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引用他的话说，所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拒绝“德国纳粹”跑到英国北部来添乱，扰动民心，激起群愤。一位当地的反对者指出，纽卡斯尔对于Pegida的吸引力可能在于：“我们这里移民最少，但我们却失去了最多。”
影响
在逃往德国的难民人数再次明显上升的时候，Pegida抗议活动应时而生。因为难民不能随意在德国某个地方居住，而是被分配至全国各地，通常情况下是住在公寓里，因此许多地方便发生了抵制难民聚居区的抗议。有人预测，Pegida游行可能导致全国形成不良风气：针对避难者及其住所的袭击事件增多，范围扩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今公民社会对德国城市中的难民明显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与支持。与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情绪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基督教和公民社会行为体或是个人，不论老少，都愿意马上做些什么来促进大家和谐共处，也愿意真正去接纳难民。
英国《卫报》作出预测，反移民抗议活动可能会对德累斯顿当地的旅游业产生不利影响。
德国联邦劳动局方面有其自己的担忧：Pegida抗议活动可能会损害德国的世界形象，同时也会使未来德国从国外引进技术工人的难度加大。在当今人口缩减的时代，德国几年来一直努力通过“欢迎文化”展现自己开放的一面，但是Pegida口号营造的形象与一个好客、宽容、开放的国家形象完全不符。
大多数观察人士预测，Pegida运动终会逐渐销声匿迹，因为该运动组织者并没有给参与者展现充满希望的前景。不过，目前德累斯顿的参加者人数还是略有增加。此外，巴赫曼宣布，Pegida也许会提名一位候选人参加德累斯顿2015年夏初举行的市长选举。
另外，Pegida运动很可能会给德国选择党这一年轻政党注入新的活力。在近阶段的周日政治民意调查中，89%的Pegida支持者表示支持德国选择党，5%的人表示会选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两大全民党中绝大多数人都与Pegida严格划清界线，但其他一些政治行为体却关注他们的诉求。Pegida成员不能算是新纳粹右翼极端分子，但是这些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却被一些政治行为体拿来作为讨论的话题。比如，当德累斯顿大批民众游行，要求给予难民更多宽容，彼此互相团结时，出身基民盟的萨克森州州长却宣称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
评判一种民主制度是否完善，其重要标准在于这种制度怎样对待和保护它的少数群体。就这方面而言，Pegida运动的发展令人担忧。反伊斯兰情绪在其他欧洲邻国也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同时增强了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的势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德国还出现任何值得关注的极右翼民粹势力，如像荷兰的格尔特·维尔德斯（GeertWilders），更不用说像法国那样出现玛丽·勒庞（MarineLe Pens）这样极具号召力的人物。
（王秋月译伍慧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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