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
近期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与右翼民粹势力缠结在一起。继德国选择党在三个东部州快速崛起之后，以反西方伊斯兰化和反移民为主旨的Pegida运动席卷全国，声势之大令人始料未及。与此同时，法国发生《查理周刊》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屡屡触及穆斯林移民这根欧洲社会的敏感神经。
一、Pegida运动的发端与右翼民粹势力的壮大
（一）Pegida运动的规模与政治诉求
2014年年中，反对伊斯兰萨拉菲教派的示威者与足球流氓这两股原本毫不相干的势力首次联手在德国举行反难民游行，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后来反移民运动的序幕。10月开始，东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出现大批示威者，他们自称为Pegida，即“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组织，于每周一晚打着反对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随着参加人数逐周增加，Pegida的集会游行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前来声援。Pegida的集会地点从最初的德累斯顿扩大至柏林、科隆、慕尼黑、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多个城市。12月23日，在德累斯顿，共有1.75万人参加Pegida游行。游行者在歌剧院前高唱圣诞颂歌，抗议政府的移民和难民政策。2015年1月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新年贺词中呼吁民众远离Pegida运动，然而，元旦后第一个周一，仍旧有很多人参加了Pegida游行。1月7日，法国的《查理周刊》发生暴力袭击事件，这恰恰间接印证了该运动所宣扬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危害性，为Pegida运动的组织者提供了更多的抨击理由。由于安全部门收到情报，确定该运动的发起人巴赫曼有可能成为袭击对象，Pegida计划于1月19日举行的游行被萨克森州州政府禁止，当日，在德国许多其他城市仍旧举行了声援Pegida的游行。
目前，Pegida运动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同样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反欧洲伊斯兰化运动，虽然它在这些国家迄今还没有制造较大声势的活动，但从2月起，奥地利、瑞士等国的Pegida运动也将计划组织与德国类似的反移民活动。
Pegida运动声称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给欧洲安全与欧洲本土文明带来危害，提出了限制移民、禁止穆斯林长袍、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等一系列政治诉求。该运动的组织者煽动对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伊斯兰移民心怀恐惧的民众，并为其找到了宣泄口。但是，该运动不仅仅是反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而是将整个伊斯兰群体视为潜在的危险，它完全不去考虑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外来移民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并且眼下在德国的许多难民正是被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驱赶而颠沛流离的牺牲品，也无视德国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事实。
Pegida运动发端于极右翼势力较强的萨克森州，可事实上，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数量并不多，人们对于伊斯兰的恐惧心理更多是由于陌生、不接触而臆想产生的。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几年前瑞士关于伊斯兰教宣礼塔的公投中，那些最充满敌意的反对票往往都是来自于生活在偏远村庄、根本接触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Pegida正是利用了民众中这种潜在的对伊斯兰文化的畏惧心理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二）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的崛起
近年来，受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影响，欧洲一些国家极右民族主义思想有抬头之势，右翼乃至极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的独立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丹麦的人民党、荷兰的自由党、匈牙利的乔比克、挪威的进步党和希腊的金色黎明党等均以较高比例的得票率进入欧洲议会。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混合了排犹主义、反伊斯兰、反吉普赛和否认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它们虽然在各自国家还远不能主导政治版图，却可以煽动民意，赢得支持，与执政党叫板。在德国，2013年初成立的德国选择党作为新兴的右翼民粹势力，2014年不但进入欧洲议会，而且在东部三个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均以10%左右的高得票率进入州议会。该党在竞选时走机会主义路线，提出限制移民的主张。以副主席高兰德为首的党内右翼对Pegida运动也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意图从参加该运动的民众中争取潜在的选票，而且该党的大多数追随者也都认可德国社会伊斯兰化的危险，支持Pegida运动。
Pegida运动、德国选择党以及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兴起速度和规模反映了在“自由”欧洲对伊斯兰教的恐惧与仇恨乃至对所有穆斯林的害怕与厌恶有增长势头。而近期欧洲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也为右翼民粹势力的反移民宣传提供了现实依据，印证了他们对于伊斯兰的批判有理。就在《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后，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勒庞要求重新引入死刑，德国选择党的高兰德则表示，巴黎事件惩罚了所有忽视伊斯兰潜在威胁的谎言。另外，Pegida 1月19日的游行在恐怖威胁下被迫取消，也容易使得这一运动以受害者面目出现，在公众当中获取同情。
二、Pegida现象的根源——移民问题上的政治失灵
（一）移民问题与文明冲突
Pediga运动再度将移民和难民问题推上舆论焦点，凸显了欧洲移民形势面临的挑战。二战结束后，为了从中长期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欧洲各国先后拓宽了合法工作移民的渠道，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近20年间迅速上升，这其中，穆斯林移民是不少国家最大的移民群体，德国的穆斯林人数也占到总人口的5%。此外，数以亿计的穆斯林生活在比邻欧洲的中东和北非地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伊斯兰国势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涉险偷渡前往欧洲的难民激增。仅去年一年，德国就接受了20万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的难民。欧洲周边的战争和来自中东及非洲的难民潮不断地改变欧洲社会，加深了许多德国人的不安和恐惧，令他们感觉到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再度凸显了欧洲多元文化社会陷入的困境和伊斯兰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大量穆斯林移民令欧洲直接面对伊斯兰文化。欧洲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碰撞带来的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化，还是欧洲社会的伊斯兰化，这是欧洲人关心的问题。在伊斯兰大规模移民压力和文化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在文化适应方面对外来移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围绕着《查理周刊》漫画内容引申出的言论自由是否可以伤害宗教感情的问题，西方与阿拉伯世界间的观念差异再次展现无遗：一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40多位各国政要在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周末参加了巴黎百万人大游行，意在捍卫言论自由，彰显西方普世价值观，而另一边，埃及、土耳其、尼日尔、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基斯坦等国都爆发了小规模的宗教冲突和示威游行，打出“我不是查理”的口号，批评周刊漫画内容粗俗不道德，挑衅伊斯兰宗教，侮辱先知，在车臣的游行甚至有几十万人之众。
从这场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中，人们可以寻觅到极端伊斯兰运动和恐怖袭击的部分根源。事实上，在伊斯兰社会当中，对于西方文明扩张的担忧和欧洲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出一辙，宗教一旦被利用为政治工具，就容易走向极端暴力对抗西方的道路。1月7日斯洛文尼亚《日报》（Dnevnik）的分析文章认为，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后在外交上过于追随美国，而后者在伊斯兰世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宗教极端主义，所以，不是Pegida运动的发起人巴赫曼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而是西方政治一手促成了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加深了欧洲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
（二）政治的失灵
正如著名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团长蒂勒曼指出的那样，虽然Pegida运动这一社会现象散布排外情绪，但是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绝非民粹分子或者宗教极端分子，他们只是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Pegida运动规模如此之大，并持续数月，充分折射出德国社会对于伊斯兰化的集体焦虑心理。
而对于Pegida运动的形成以及社会对伊斯兰化的集体焦虑心理，德国政界和媒体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加入Pegida运动的示威者对国家机构缺乏认同感，对政党不感兴趣，对媒体报道充满厌烦和不信任。在他们看来，政党只是由自视为精英的人组成，政府机关高高在上，对于普通公民真正的利益视而不见。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该运动是政治失灵的结果，因为许多参加者在政府机构中找不到认同归属感。Pegida运动还抨击了“谎言媒体”，这一词汇因其反动的历史前科而入选德国2014年年度最差词汇，不过Pegida运动参加者对于媒体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德国社会各界对于Pegida运动的回应
Pegida运动已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德国的穆斯林移民更加担心漫画杂志事件会导致德国国内对伊斯兰教的敌意加深。如何防止Pegida运动滥用民意，分化社会，如何正确对待民众对伊斯兰化和恐怖主义的担忧，重塑社会凝聚力，成为德国社会各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Pegida运动参加者走上街头的同时，反对Pegida的运动同样声势浩大，各大政党、州政府、各种伊斯兰组织、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基督教会和工会纷纷组织声援穆斯林的游行。萨克森州政府除了在德累斯顿组织提倡开放、宽容的上万人大游行外，亦表示了与Pegida运动对话的意愿。在去年圣诞前夕的12月23日，在德累斯顿Pegida游行的同时，有将近2万人集会反对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在慕尼黑、莱比锡、波恩等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游行，反对排外行为。继巴黎的百万人游行之后，2015年1月13日，包括德国穆斯林中央理事会在内的若干伊斯兰和土耳其联合会还在首都柏林发起了政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各界上万人参加的跨越宗教界限的守夜活动，意在传递宽容、民主的主流价值观，促进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和平共处。2014年12月的政治晴雨表显示，80%以上的德国人对Pegida运动持否定态度。目前反对Pegida 的游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Pediga的参加人数。
包括默克尔总理和高克总统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也在Pegida这一运动过程中不断公开批评Pegida示威者，强调跨越宗教和种族的宽容与对于难民人道救援的必要性。他们表示，伊斯兰教是德国的一部分，并提醒民众不能给伊斯兰贴上暴力标签，不要被极右翼组织利用。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进一步指出，移民对于德国的战后重建以及眼下的德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就连一贯在移民问题上非常保守的基社盟也缓和了其在难民政策上的论调，提出应当给予无人照管且在德国上学或接受培训的未成年难民以居留权，该党在单独执政的巴伐利亚州就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为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无人照管的未成年难民提供受教育机会。
经济界对于移民问题的表态同样明确而积极。德国2014年秋季有3.7万个学徒岗位空缺，接受年轻难民就业对于德国经济本身也是有益的。但鉴于难民存在避难申请遭拒被遣返的风险，经济界敦促德国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条件，为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难民提供居留权，并提供德语课程，以加快难民就业和融入社会的速度，同时保障合法难民的居留权。目前德国政府也相应加快了避难申请的处理速度。
结语：Pegida运动背景下德国社会凝聚力的重塑
在右翼民粹势力逐渐壮大的背景下，德国一方面通过法治国家的司法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例如，在《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后，宪法保卫机关加强了对国内安全和对有前科的自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返回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监控，并在柏林、鲁尔区等地抓捕了数名圣战组织成员；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社会没有完全迷失在Pegida运动的嘈杂之音中，而在努力传递构建、开放多元与团结的社会的主旋律，引领对移民和难民的欢迎文化，改善移民的教育和社会生活境况。
在德国，虽然走民粹路线的政党始终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土壤，各种右翼甚至极右翼民粹政党也一直活跃在地方层面，但它们没有哪个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影响力，尤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声势，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对其特殊的历史始终采取深刻反省的姿态，在主流政治文化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反对各种极右主义和排外行为，诸如Pegida和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团体目前只能被挤压到政治边缘地带活动，包括几乎没有穆斯林的东部地区。
需要反复强调的一点是，Pegida运动的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普通民众而非顽固的右翼极端分子，Pegida运动也适时提醒了德国政府和民众必须重塑社会凝聚力，不能把公共舆论空间拱手让给别有用心的煽动者，并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及伊斯兰融入德国社会的问题。
德国政治学者格罗蒂安（Peter Grottian）在1月5日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撰文认为，从中长期来看，Pegida运动会自行失败，因为它不具备政治结盟能力，该运动既不会真打算与极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合作，也难与走右翼亲民路线的德国选择党同心同德，而且也无法融入公民社会。简言之，Pegida无法建立起内部组织结构，而且本身就混杂了多种主张，没有统一的政治内涵因此将会从内部自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