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发展报告2013》（德国蓝皮书）发布会成功落幕

5月10日下午，我校德国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德国蓝皮书即《德国发展报告（2013）》在我校中德学院大楼举行发布会。董琦副校长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德国发展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每年一本，今年是第二次出版，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角度，全方位剖析了2012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发展状况，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审慎预测。

 

借《发展报告》发布之际，我校德国研究中心还邀请国内近40位德国研究专家、学者，召开了以“德国大选与中德关系”为题的研讨会。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作了以“德国大选与中德关系”为题的主旨报告。与会人员就2013年德国联邦大选中可能形成的执政联盟、各政党的竞选纲领、大选结果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以及欧债危机下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等各抒己见，并展开热烈讨论。

 

 

同济副校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董琦

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

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及欧盟研究所所长郑春荣

 

 

在经历了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率先从危机中走出来，201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甚至达到了两德统一以来的峰值（4.2%），2011年的增幅也有3.0%。德国曾一度从欧债危机中获益：在欧元区重债国家国债市场遭受重创之时，德国国债被投资资金视为避险乐土，并一度出现负利率状况。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德国经济也逐渐为危机所拖累，2012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7%。尽管如此，但相较于其他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状况，德国经济走势仍然是良好的。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27国2012年经济增幅为-0.3%，欧元区甚至达到-0.4%。由此，德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占欧盟和欧元区的比例分别达到21%和28%。随着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凸显，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南欧国家而言，德国是欧洲大陆中心的一个强国，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如果跳出欧洲大陆，从全球范围审视，就会发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将会是一个处在衰退中的国家，其作为经济强国的全球地位在不断下降。根据经合组织2012年底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从长期预测看，德国在未来50年后，即到2060年，它将从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下滑到第十位，被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法国赶超；在未来50年，德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1%，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将从现在的4.8%降至2.0%，跌幅将超过58%，这将是所有国家中的最大跌幅。“虽然这一长期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无疑给德国敲响了警钟。

经合组织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因为新兴国家的竞争与赶超，德国自身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估计，到2060年，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与现在相比几乎翻倍，达到60%。而外来移民的流入并不能弥补这一缺口。自施罗德以来的德国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采取措施吸引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专业人才。目前的黑黄联合政府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在2012年上半年就大幅降低了移民尤其是工程师、信息员、医生等紧缺岗位的收入门槛；另外，还专门引入了用于寻找工作的签证，据此，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人无论此前学历和收入如何，均可出于寻找工作的目的在德国逗留6个月。这些放宽移民门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疲软的私人家庭消费是长期困扰德国经济的问题，1999~2011年，德国实际私人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75%。根据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的报告，2011年德国实际私人消费支出增幅为1.7%，大大高于2008年0.8%、2009年0.1%和2010年0.9%的增幅，创造了5年内的新高。2012年德国家庭的消费增长仍然持续，虽然与2011年相比增速已经减慢，但是预计同比增幅仍达1%，这样的势头将延续到2013年，预计增幅为1.1%。

2012年德国人消费热情继续高涨，位于纽伦堡的消费调研公司GfK——德国最大的市场调研机构——对2000名消费者作了民意调查并得出结论：2月份德国消费信心指数连续第5个月上扬，升至5.9，高于经济学家预计的5.6。该公司预测，2012年私人消费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

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德国消费支出的有力增长呢？这首先要归结到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大幅度的增加。近年来德国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制造业出口成为增长引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雇员工资较其他发达工业国上涨慢，这引起了欧元区一些国家的不满。由此德国政界呼吁德国企业增加工资，主要产业工会在集体工资谈判中提出了较高的工资增长要求（名义工资增长6.5%）。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使企业的利润和资产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较好的全职就业形势使法定养老保险金的上缴数额增加。因此，德国政府在2012年一方面增加了法定养老金发放的数额（上升2.22%），另一方面又降低了养老保险金的缴费率（2012年1月1日由先前的19.9%降至19.6%，从2013年1月1日起继续降至18.9%），致使德国家庭的钱包更鼓。综合以上因素，2012年德国居民的名义可支配收入将增长2.5%，2013年增幅将达2.9%。扣除由私人消费平减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实际收入增长为1%（2012年）和1.1%（2013年），在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刚好等于预测的居民购买力的增幅。其次，由于目前德国失业率处于20年来最低点，民众不必担心失业问题，因此敢于大量购置家庭用品，这在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再次，当前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也推动了德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经济风险特别是通货膨胀风险的增长，使得德国人不愿存钱，而乐于将现金换成贵重品。由于融资成本降低，2012年购买汽车的人数高于2011年同期。家具、家电制造商也从房地产行业景气中受益。

投资是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驾马车之一，长久以来占德国经济总量1/5左右。企业的设备投资历来是出口导向的德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但是欧债危机前途未卜，欧洲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对未来缺乏信心。另外，在德国的出口商品中，机械、零配件、高端原材料所占比重达76%。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企业的订单逐渐增加，为此需要扩大设备投资，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10、2011年德国设备投资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但是2011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开始走弱，来自新兴工业国家的订单减少，这逐渐影响到德国制造企业的设备投资活动。德国伊福研究所（Ifo）商业预期指数从2012年5月开始逐月下降，到10月则降低到2008~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点，企业对未来预期悲观。尽管融资条件十分有利，德国企业的设备投资还是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连续4个季度下降，全年预期同比下降2.7%。而设备投资2011年与2010年同比则上涨了7.0%。展望2013年，由于私人消费的增长，世界经济形势转暖以及对欧债前景的谨慎乐观，情况将稍有好转。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是伊福研究所商业预期和商业景气指数在2012年底出现了小幅上扬。六大经济研究所预期设备投资全年同比将上涨0.2%。

德国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不但交易更加活跃，而且房价呈逆市上涨态势。和一些国家虚高房价和炒作性房产市场不同的是，德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繁荣但泡沫成分较少，它是一种较为真实的供求关系的反映。在德国有60%的人是租房住，也就是说有一大半德国人没有自己的房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由于德国银行目前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按揭贷款利率只有3%左右，因此很多梦想拥有自己住房的德国人选择此时购房。但是2012年以来，德国房地产投资出现了分化现象，居民住房市场景气依旧，投资2012年同比增长2.8%，2013年预期同比增长3.8%。与设备投资同步，商用建筑的投资则出现下滑，2012年同比下降1%，2013年预期同比微增0.4%。由于投资（设备投资与建筑投资）总体不振，其对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0.2%，而2011年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还为1.1%。

制造业的出口长期以来是德国经济的引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2%（2011年），为世界最高。2010年德国实际出口同比创纪录地增长了11.7%（进口增长11.1%），2011年实际出口同比又增长了7.8%（进口7.4%），并且历史性地第一次突破1万亿欧元。尽管世界经济形势不好，在2011年第四季度出口环比出人意料出现了小幅下降后，2012年第一季度出口又开始增长，第二季度出口环比大增2.5%。进口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二季度环比增长了2.1%，但从下半年开始进出口增长的势头开始减弱。第三季度德国货物贸易出口环比仅增长1.4%。2012年9月，伊福研究所的外贸预期指数第二次显示负值，这预示着第四季度的外贸将不再增长。2012年前8个月德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了5.1%，进口增长了2.1%。全年预计出口同比增长3.7%，进口增长2.8%。由于出口增幅明显大于进口增幅，2012年货物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1%，略高于私人消费的贡献率（0.8%）。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六大经济研究所预测2013年出口的增幅为3.8%，进口增幅为4.6%，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低于2012年的水平。

在世界经济形势疲软，欧元区大国普遍陷入衰退情况下，2012年上半年刺激德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欧元相对于美元走软所带来的价格竞争优势，欧元危机造成投资者纷纷逃离欧元，转向瑞士法郎、美元等安全货币，造成欧元贬值，使德国的价格优势达到自欧元启动以来的最佳水平。目前德国与欧元区国家的贸易额已经从2007年的44%降至2012年的38%，而对世界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亚洲地区的贸易额则从12%上升至16%。德国在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的市场扩张也同样促进了德国的出口。2012年1~8月，德国对非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增长了11.9%，而对欧元区的出口则下降了0.9%。德国制造业通过扩大向欧元区以外市场的出口，弥补了在欧元区市场的出口损失。2012年，德国对欧元区国家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了约50%，而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持续减少，最近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

德国对于亚洲和东欧等出口的强劲增长，得益于德国制造业的强大，新兴工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非常需要引进高质量的车辆、化工、电气以及机械制造业产品和技术支持。德国在国际经济分工框架内与中国、印度、波兰、俄罗斯等高增长国家处于共同成长的“同一条船上”，所以贸易增长强劲。

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与东欧和中国贸易量的增加，在德国新增了近50万个工作岗位。另外，随着德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贸易关系的不断深入，双边投资也开始增加。如德国目前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约为200亿美元，中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总量约为20亿美元，而且最近两年增长迅猛。2011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投资国。这些投资活动不仅能够为投资东道国创造可观的工作岗位，而且能够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的深入和扩大。

从德国2012年的经济走势看，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由于德国经济基础面较好，特别是就业情况接近历史最好水平，所以没有陷入衰退。支撑德国经济微弱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私人消费，这主要得益于雇员工资的普遍上涨和人们较乐观的未来预期。出口在欧元疲软和欧元区以外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下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却在欧元区问题国家经济衰退、企业对未来较悲观的预期影响下大幅度下降。预计2013年德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仍会微弱增长（0.4%~1%）。私人消费在就业形势稳定的情况下会大体保持2012年的水平。由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的提升，德国出口的竞争力会有所减弱，相对2012年，其出口的增长幅度将减弱，而进口将增加。2013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形势将趋向好转，德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开始活跃，全年的投资将呈现微弱增长。从中期来看，随着欧债危机的结束，欧元区经济体结构调整取得成效，欧元区将走出衰退，重新进入增长的轨道，欧盟与德国经济将在2014~2015年达到其潜在增长率的水平（1%~2%）。

德国经济政策2012年的重点在克服欧债危机和为欧元区的未来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从短期来看，重新恢复资本市场的信心成为关键。德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对希腊、西班牙等陷入困境的国家实行资金援助，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建立持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同时坚持援助须与结构改革的成效挂钩。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容忍欧洲中央银行采取非常规措施稳定市场。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从目前情况来看，以一些国家主权债收益率超高为标志的欧债危机已经得到实质缓解。但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同成员国——特别是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差距，导致了问题国家宏观经济的失衡。因此，从长期来看，要想避免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欧元区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效仿德国实行财政紧缩，推行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并在“欧洲2020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来促进增长和就业。为了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更好的监督，欧元区国家必须更紧密地合作并赋予欧盟机构更多的协调权能。所以，欧债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它迫使欧洲一体化进一步走向深入，通过目前进行的制度变革，欧元区将成为欧盟内部一个更紧密的“核心”。但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明确地反对建立一个集权的“欧洲政府”，因为其明显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与辅助性原则相违背。可以看到，无论是《财政契约》还是《欧洲竞争力公约》都强调各成员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目标，德国目前推行的是“马斯特里赫特2.0”（德国总体经济评价专家委员会语），即在目前欧盟条约框架内的改革。那么根据目前事态的发展，势必有人会问：在欧洲银行业联盟建立后，会不会进一步出现预算联盟，甚至政治联盟？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有朝一日欧盟委员会将会有自己的财政收入来源。可能有人会说德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欧盟国家内部转移支付，所以预算联盟不现实。事实上，一定程度的转移支付在欧盟内部一直存在（欧盟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德国坚决维护的是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以及在辅助性原则基础上的欧盟治理结构。

首先，2011年，德国政府批准的建筑申请增长了22%，而且，新建成的住房比前一年增长了15%。这些都会缓冲现在住房供应紧张的局势。

自欧债危机以来，由于对通货膨胀和欧元区解体的担心，私人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黄金、房地产等实物资产中去。这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导致了住房市场的泡沫，但是过不了多久，投资者就会清醒过来，这是上涨趋势放缓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各国中央银行不断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但是物价上涨的幅度，实际上并未高出危机爆发前的时期。德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0月的德国通胀率为2%，这个水平明显低于马克时期：在1970~1982年，德国的年平均物价上涨水平为5%；在90年代初的时候，物价上涨水平也为3.7%~5.1%。科隆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从长期观察来看，在通胀时期，通胀首先导致原材料与食品价格的上升，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幅度仅为物价上涨水平的1/5。究其原因很简单，在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会提高利率，从而提高购房借贷成本，继而导致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从而使其价格下降。从这个角度说，以目前德国较低的通胀率水平来看，未来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不会持续太久，价格会逐渐有所回落。

再次，2012年10月底欧洲中央银行关于大规模购买危机国家国债的计划，也影响着房地产投资者，因为他们将面临着贷款利率上升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计划真正成为现实，那么暂时的、历史性的低房贷成本将会成为过去。

此外，未来面临的多种金融风险，也将会减少住房市场的需求。据一项调查显示，17%被问询的银行，已经收紧了对建筑行业贷款的发放。在很多城市，房价的上升速度，是租金价格上升速度的几倍。此外，即便是房价不会发生急速大幅下降，其金融风险也会很高。因为一幢房屋的价格是否最终会全部被支付，还取决于许多无法估计的其他成本。无论是从未来有可能上升的贷款成本角度，还是从由于未来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住房需求下降来说，德国房价继续大幅上升、房地产泡沫继续扩大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如上所述，德国的住房投资，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昂的购房价格：成功的投资直接依赖于购买价格与其今后的发展。在德国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农村，房价并没有上升。而在过去的四年中，70%的房屋交易发生在德国的几个重要大城市，而这些城市的房价已经很高。房屋已经不值得出租。租金收益，即房屋购买价格与年租房收益的比率，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下降。甚至在汉堡、慕尼黑，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剔除通货膨胀部分，投资房产的收益几乎所剩无几。

第二，未来利率上升的预期：低融资成本时期可能很快就会过去。当前的房贷利率是由政治决定的。当欧洲中央银行宣布购买危机国家国债的计划，以减轻这些国家的负债之后，人们预期德国国债收益率也会上升，从而导致大型银行的融资成本上升。而最终这些银行会将这些成本转移给那些向银行借贷的人。

第三，税负的上升：不断上升的房价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政府会通过提高税负，来弥补国家财政的缺口。很多国际机构都提出，德国征收的房地产税水平太低。因此，在德国，国家通过不同的税收方式，如土地税、财产税等来增加税收的可能性不断提高。虽然很多投资者出于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将资金投入黄金和房地产行业。但是纵观历史，无论是投资黄金，还是投资房地产，最终当国家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又向这些人“伸手”。

第四，不断上升的住房维修成本：在2012年9月底，德国政府最终达成一致，强化关于能源节约的规章制度，明确要求在建筑新房屋的时候要使建成的房屋采用节能的设施。据此，房屋建筑的相应成本也将会提升。

第五，在德国，15%的购房者为社会救济金的申请人，他们实际上是无支付能力的。据一项调查显示，德国购房自有资本的比率仅为13%。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未来，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配合实施压力测试，从而继续将不良资产剔除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保障银行合理的资本配置。同时，金融监管机构还将保证通过不同渠道提供充分的公共资本，为那些需要资本但是又无能力通过私有途径获得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提供资本支持。

德国政府将继续改革州立银行，提高其工作效率，从而降低监管的难度。德国政府对州立银行进行重组，包括将其私有化，将其业务集中到核心业务领域，并保证它们有合理的经营模式，以及维持储蓄银行与私有银行之间的一定程度的活动空间等。

德国政府也将继续推进银行的改革及监管，政府也会将监管职能集中于联邦银行，并保证其相对于财务部门的独立性，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同时，也会扩大金融监管的量化手段范围。政府还将以《监管准则》为基础，加强监管并进一步预防监管套利；加强对动态杠杆率的使用；发展对系统性大金融机构的改组方案，来保证政府拥有足够的干涉权。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大量稀土资源的国家，储量为6588万吨，名列世界第一。中国稀土资源不但储量丰富，而且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为中国稀土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稀土行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定价过低、生态环境污染等。2005年中国稀土产量占全世界的96%，其中60%用于出口，出口量占国际贸易的63%以上。有人说，中国是在敞开了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而中国的大方，造就了一些国家的贪婪，如日本和韩国就大量购入中国的稀土加以储存。据2012年年初统计，我国稀土世界占有量已降至30%。于是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这就引起了包括德国在内的稀土需求国的紧张，不断向中国呼吁放宽出口。

在中德政府磋商中，温总理明确表示，中国稀土供应量在世界市场上最高达到80％以上，现在比重依然很高。同时，中国稀土开采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在南方，很多是就地开采，就地用酸浸泡提取，如果继续下去，生态难以为继。中国无意限制原料的出口，“我赞成中德在稀土的开采开发、利用和高科技运用等整个链条上合作，这比贸易起诉要好得多”。

2012年3月，欧盟宣布强征碳排放税，遭到了众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关航空业碳排放问题的国际会议上，26个国家联合制定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一揽子“报复性”方案。与此同时，欧盟碳市场“后院起火”，使其面向全球强征碳排放税的做法面临更大的困难。欧盟方面建议“有条件暂停”该法规的部分内容。在此次政府磋商中，双方并没有表现出新的松动迹象。

叙利亚是当前国际上的重大热点问题。德国改变了它在利比亚问题上特立独行、不支持建立禁飞区的做法，坚决同西方盟国站在一起，强烈要求推翻巴萨尔的统治，改变叙利亚的政权构成；而中国也改变了对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投弃权票的方针，连续在安理会否决西方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动议。于是中德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便站在了不同的立场。默克尔此次来华便力图说服中国改变态度，同西方站在一起，孤立俄罗斯，但没有成功。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坚决反对对叙利亚采取武装干涉。但德方认为中国同意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人道援助是一种松动，默克尔还认为，习近平副主席在与其会谈中没有明确提及中国的“盟友”俄罗斯是一种“宽泛”的迎合。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是一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孰重孰轻往往决定着一国外交的走向。德国有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控制着一国的行动，价值观念则是决定一国走向的转折器，而利益的动力正是在这一走向内驱动着国家的行动。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认为，“没有道德的利益是不可期待的，而不用在利益上的道德则是虚幻的”。然而现实却不像理论那样简单，要想在现实中正确处理利益和价值观念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近几年来，默克尔出于巨大的物质利益考虑，逐渐降低了人权问题的调子，但并不意味她已经放弃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叫板中国的做法，而德国的一些“人权卫士”和媒体则没有一次不在她访华时向她施加压力。此次也同样如此，但依然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德国的“人权卫士”们和媒体大失所望，纷纷指责她的失责和失误,称她为“驯服的总理”，认为“默克尔总理在两天的访华中把她的对华低调政策演绎得尽善尽美”。由此可见，德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的势力依然很大，默克尔对中国重祭“人权大棒”的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

默克尔访华前已经有30名（一说26名）德国记者给默克尔写信，要求她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的限制，反对中国对他们的“恐吓”和“专横”。信中说：“警察和安全部一直阻挠我们的工作，明目张胆地威胁我们，如果我们报道‘敏感’题目，就不再延长我们的签证。”德国联邦议院的一些议员为此还拒绝访华，以示抗议。默克尔也果真谈了，得到的答复是：“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而在天津举行的中德经济论坛上，当西门子总裁彼得·罗舍尔委婉地向温总理提出中国在平等对待外国企业上是否存在缺点时，温家宝立即答道：“你没有直截了当提出问题，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有缺点需要克服。我们已经克服了许多缺点。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你完全可以给我写信，我们会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