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欧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纪要
国际体系变迁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上海欧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综述
2011年1月25日，由上海欧洲学会联合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上海欧洲学会2010年会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欧洲问题研究专家和学者受邀出席会议。研讨会开始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子衡做了2010年度学会工作报告，汇报了2010年度学会主要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并提出2011年的工作计划。在接下来的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和学者就当前国际格局变动，主要就欧债危机对欧洲在国际上地位的影响，后危机时代欧洲与各大国包括与中国间的关系，并从欧洲的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领域政策的变化来观察欧洲。报告结束后的讨论中，学者们对于欧洲的地位是升是降，实力是增是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国关院院长冯邵雷教授做的题为《大国关系与国际体系变革》的报告，分析了新形势下的东西方关系，认为虽然亚洲的发展迅速，但西方仍然拥有不容忽视的深厚根基，东西方关系虽然在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世界的实力重心并未从西方转移至东方。而当前大国关系变动的直接后果是给区域化进程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今东亚、欧盟的发展、内部的变化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冯教授还提出，如今大国关系转型的特征，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不断“被预言”的转型过程，这是现今媒体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媒体将新兴国家兴起的因素放大了，但也使变化更具预见性，中国也应提前做好应对。
学会顾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潘光教授就“后危机时代的中欧关系”做了报告，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当前逐渐走出欧债危机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在很多领域是相互谋求互利共赢，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挑战、应对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能相互理解，积极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相比危机发生前的中欧关系有了好转。
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副主任李乐曾教授也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中欧关系，以中德关系为具体分析对象做了报告，简要回顾了自默克尔任德国总理以来中德两国从伙伴同时是对手的关系，再恢复到伙伴关系，至2010年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德关系转变期间，默克尔个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固然重要，但金融危机的发生促进中德双方加强合作，而欧债危机则是推动中德关系达到新高度的主要因素。同时也简要对当前中国、欧洲、美国三者间的关系和定位发表了看法。
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欧洲中心主任、研究员徐明棋教授主要就“金融危机后的欧洲经济政策走向”发表了看法。首先徐教授分析了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三大因素：过高的债务比重，市场炒作及欧元区本身内部机制的缺陷。从这三大因素着手分析，今后短期内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根除，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等国会是再次爆发危机的国家。而金融危机之后的欧盟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改变，开始大幅削减福利、减少债务比重，各国制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政策的协调及金融监管力度。
在四位专家对欧洲所处地位及中欧关系及欧美关系作出宏观层面的分析后，研讨会的下半段则主要从不同领域的政策出发，考量欧盟今后的发展及在不同领域内欧盟政策的关注点。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郑春荣教授针对2010年通过的欧洲2010年-2020年经济发展规划，即“欧洲2020战略”，对欧盟在危机之后的战略调整进行分析。在新战略中，欧洲的经济增长不再仅基于GDP的增长，而是同步追求灵巧、可持续和包容三个优先目标，并在新战略中引入中长期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增长与就业以及确保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欧委会也建议各成员国，依照新战略提出的目标，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起草合适的改革计划。和里斯本战略相比，欧洲2020战略在治理手段方面并无实质性创新，主要是加强了各国预算政策与其各项改革计划（竞争力与经济增长潜力）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对执行不力者增加压力。但欧洲2020战略过分依赖于成员国的实施意愿，让新战略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的伍慧萍副研究员则从欧盟现行条约里斯本条约在2010年一年中的实施和修改中看欧洲的变化和未来走势。里约实施后，欧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转移，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赢得了更多影响力，2010年经济状况良好的德国在欧盟也赢得更多话语权。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引发了修改里约、建立永久危机救援机制的主要因素，而此次修改虽然名义上不涉及成员国权力让渡，但一旦根据救援机制启动严格条件，接受援助的国家就必须出让其财政政策主权。但就此次里约的修改就认为欧盟继续向超国家主义纵深发展，为时尚早。欧盟在今后的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仍将稳定谨慎地进行，不会有大的飞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海冰副研究员是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领域进行的调整及趋势做了探讨，欧洲的发展援助政策呈现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欧盟化趋势，政策上突出“协调、合作与一致”的方针，对机构也进行相应调整。而调整的趋势在于欧盟这次强调提高以提高援助有效性为核心，不再坚持以“良治”为核心，在观念上做了改变，德国开始要与非洲国家建立真实平等的伙伴关系。而对中国在进行发展援助时有参考意义的是欧洲对非援助的方法创新，欧盟进行的援助分工、一般预算援助与加强国际合作的做法，都是中国在弥补自身援助手段的欠缺之处值得借鉴的地方。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的朱苗苗则针对国际格局变迁下欧盟气候政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如今新兴国家的发展，共同威胁、多边主义与大国合作成为当前国际格局的主旋律的背景下，欧盟将其气候政策视为国际政治资源和砝码，也是欧盟保持经济增长，用创新作为动力重塑经济制度的良机。另外通过气候治理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也是欧盟遏制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
在八位学者的主题报告做完后，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还就“国际体系变迁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这一研讨会主题，围绕如今国际体系究竟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欧关系是否得到了根本好转，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国的实力实为明弱暗强，在各种力量整合的过程中，很多力量其实都在向美国靠拢，虽然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了调整，但美国在例如IMF所拥有的否决权并未被削弱，所以并不能对新兴国家力量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力量过于乐观。此外，中欧关系确实相比2008年要改善很多，但长远来看中欧间的矛盾、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当今的中欧良好关系只是短期的，是欧洲出于眼前利益考虑作出的实用主义选择，反而是欧洲在此次国际关系调整中赢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欧美国家在体制构建和软实力塑造方面的力量不可小视。中国现今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阶段，不能对中西关系短期的良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当前国际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发展是导致现今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如今对权力的探讨不应局限于政治领域，在全球化的今天权力结构的变化使政治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在下降，而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则在上升。除了安全方面，美国仍然保持着超级大国地位，经济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是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这正是国际体系的转变所在。
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若纯粹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欧元或是以此来预言欧盟的发展，是没有看到欧元本身诞生是一个政治的产物的事实，欧元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并不会被放弃，欧元国家也不会放弃现有欧盟框架下给各成员国带来的话语权，指出欧盟潜在的内部机制的实力一定会抵御当前的危机。
(整理编写：蒋蓓，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