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018903?from=groupmessage
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近期的表态，显示出德国安全和国防政策的新动向。
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是安全问题的焦点
伴随着数字化迅速发展、5G技术逐步走进大众生活，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网络安全将成为德国安全和国防政策所面对的越来越重要的新任务。网络空间没有地理边界，在这个人造空间中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体相互竞争。网络空间的运作依赖分散各地的路由器和数据线、数据中心和卫星，而硬件的设置和软件的编程都属于人为过程，给人为影响网络空间设计创造了机会。因此，克兰普-卡伦鲍尔表示，网络空间赋予行为体谋取利益和赢得影响力的可能性，而这带来的安全问题往往超出数字世界的范畴。
此外，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特别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始终是德国及其盟友必须面对的安全难题。克兰普-卡伦鲍尔指出，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是在危机地区创造条件，以便在人道主义秩序下进行民事重建、保障民众生活。
在解决国际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面，克兰普-卡伦鲍尔重申“慕尼黑共识”的正确性，并认为其仍然适用。通过强调德国是阿富汗特派团的第二大部队派遣国，也是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二大部队派遣国，是以保护东欧国家为目的增强前沿部署中唯一的领导力量，克兰普-卡伦鲍尔指出在面对反恐难题时，德国无需在安全和国防领域隐藏自己的实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必须改变“袖手旁观”、“随大流”的心态和做法，主动提出建议、构思想法、提出选择方案。
“德国完全有理由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克兰普-卡伦鲍尔重申美国对于德国统一、发展、自由、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她也指出，目前美国做出贡献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减弱，尤其是在不扩散核武器和国际贸易问题中，美国变成了数十年来稳定的国际秩序规则的“破坏者”。因此，“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为了维护可靠的、自由的世界秩序，德国必须有所行动”。
笔者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将德国角色的变化视作应对外部国际局势的前瞻性手段，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德国应抓紧时机掌握主动权。
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克兰普-卡伦鲍尔还提出，当前世界又回到了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统治领域的时代，这将难以避免地对德国的开放社会造成冲击挑战。克兰普-卡伦鲍尔称将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团结在德国对外和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性。
随着战略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德国作为坚定支持民主和法治的传统力量，必须始终立足于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在此基础上，德国完全有理由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构建世界和未来。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德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白皮书的延续，更提出将其付诸实践的强烈意愿。
德国如何“承担更多责任”？
克兰普-卡伦鲍尔指出，德国在危机地区的贡献得到了认可和重视，但是在解决国际冲突和威胁的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承担更多责任”， 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德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首先，在影响德国战略利益的所有问题上必须明确态度。克兰普-卡伦鲍尔指出，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德国也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作为欧洲心脏地带的贸易国家，德国依赖安全的边界和在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互利共赢。笔者认为，这是对德国国家角色正常化的重申，克兰普-卡伦鲍尔的逻辑在于：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德国必须勇于承认、勇于代表自己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德国必须有所作为，采取主动的态度去实现利益。
为应对危机管理，克兰普-卡伦鲍尔建议将联邦安全委员会发展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协调外交、军事、商业和贸易、内部安全与发展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危机管理。除此之外，克兰普-卡伦鲍尔还考虑简化和加快关于联邦国防军军事行动的议会意见的制定过程，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最终服务于改善德国安全政策的“行动力”（Ability to Act）。笔者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这两点措施建议不仅是一次新尝试，更是一次冒险，出于法律、程序和联邦层面的协调，在实施过程中势必遭遇各种阻力。
其次，呼吁共同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积极发挥在欧洲安全问题中的构建力量。欧洲国家从欧洲整体的安全与稳定中共同受益，因此也必须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加强欧洲国防合作方面，只有“德法双马车”在《亚琛条约》的精神下服务于欧洲的共同事业，才能维护欧洲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所构建的体系，而不是任由其他体系构建未来世界，使欧洲不得不成为追随者。笔者认为，虽然克兰普-卡伦鲍尔强调德法应为建立一个“有行动力的”欧洲共同努力，但是从“德国希望为欧盟的共同安全和防御政策提供战略指南针”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克兰普-卡伦鲍尔希望在“德法双马车”的模式中，由德国发挥主导作用。
虽然英国脱欧前路未明，克兰普-卡伦鲍尔建议延用“E3模式”（该模式是在伊朗问题中诞生的、由英法德三大欧洲领导力量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合作模式），无论英国退欧与否，都将是欧洲安全体系结构的一部分。克兰普-卡伦鲍尔强调，E3模式将成为北约与欧盟间又一强力纽带，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础，加强欧洲行动力意味着北约内部欧洲力量的加强。笔者认为，此前一直存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御体系的建立是否是为了取代北约？”的争论，从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她并不希望欧盟“自治”，或与北约“划界”，而希望将安全与国防的重点放在与北约的合作上，即便将来英国脱欧，德国也会成为积极将英国留在共同安全与防御体系中的力量。
第三，正视利用各种军事手段的意愿。以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行动为例，克兰普-卡伦鲍尔指出，虽然德国不得已付出惨痛代价，但是与盟友的共同参与始终是长期联盟团结的一部分，但她也强调，团结意味着德国不是在走一条“单行道”，而是在必要的时候拥有与盟友一起利用军事手段的意愿。为此，克兰普-卡伦鲍尔提出“必须增加国防预算”。虽然她一再强调“这不是出于美国总统的要求，而是符合德国自己的安全利益”，但笔者认为，从克兰普-卡伦鲍尔公布的增加国防预算的计划来看，这或是德国为了将美国留在北约内、维护北约体系的选择。
针对“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质疑和忧虑
无论是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化联邦议会程序、增加军费指出，还是构建更加务实的欧洲安全结构，克兰普-卡伦鲍尔意在改善德国安全和国防政策的“行动力”，实现德国有意识地代表其战略利益并且与盟国一起进行军事干预的目标。但是，对于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强国方案”能否实现，笔者持怀疑态度。
首先，得不到德国民众的普遍支持。克兰普-卡伦鲍尔在提出调整德国安全与国防政策的构想时就承认，“其中有一些措施并不受德国民众欢迎”。大多数德国民众反对增加德国国防开支，从2018年德国新闻社委托英国社会舆论研究所（YouGov）所做民调结果可以看出，仅15％的人赞成到2024年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5％的承诺，反对人数高达到60%。
其次，无法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达成跨党派共识。从克兰普-卡伦鲍尔就叙利亚北部安全区提出倡议时，就被批评方式过于“突进”，遭到社民党的强烈反弹。这次的主题演讲延续了“突进”风格，很可能影响联邦政党间、政府各部间的关系，导致德国安全与国防政策进一步呈现政党政治分化。这不利于带来更具战略性的、可持续性的德国安全政策，反而可能使德国的盟友感到困惑，不利于德国可持续性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
第三，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言论在德国媒体发酵，引发政治观察者们的担忧。这是否意味着“禁忌的打破”、“军事克制”传统的终结？《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称其为“终于有所行动”，认为克兰普-卡伦鲍尔此举“有勇气”，甚至将其评论为“德国安全政策的转折点”，“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克制文化”。即便这不是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初衷，但是媒体报道的积极发酵表明，这代表着德国的政界和新闻界一部分人的期待：迫切希望将2014年以来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范式的转变付诸行动。
总的来说，克兰普-卡伦鲍尔作为联邦国防部长的演讲的确代表一部分德国政要的考量，但从当前执政党内部意见分歧来看，并不一定会完全落实为政策。她演讲中的观点对于未来德国安全和国防政策的研判具有一定价值。并且，这种“突进”的话语风格以及部分媒体和政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