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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法国在马克龙领导下，日益显现出欧盟内领导者的角色，而作为传统法德双引擎之一的德国却相形见绌。欧洲一些国家的媒体和学者纷纷断言，德国的“巅峰时代”已经终结，似乎弱势德国的出现已是必然。
的确，德国近年来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其在欧盟内的领导力已不如从前，从欧债危机应对中的超强角色，已然跌落到欧洲难民危机应对中的无力地位。其后，德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长的组阁过程，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够勉强延续其第四个总理任期，但是，在她不再担任基民盟主席以及宣布执政到2021年不再谋求连任后，她在国内已经成为“跛脚鸭”，受到多方面力量的掣肘，在欧盟与国际层面的光环也有所褪色。更令观察家担心的是，放眼德国各主流政党政要，看不到未来德国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有谁能还拥有像默克尔这样的影响力。
德国在欧盟内一直是以稳定著称的国家，然而，这种稳定性中如今也注入了不确定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曾经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免疫力，但随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德国在这方面也“正常化”了。与欧盟其他国家一样，它正遭受着右翼民粹主义的侵袭，却没有应对的良方。大党衰落，政党格局碎片化，这将很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格局相当长时间里的“新常态”。
作为德国实力支撑的经济，也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出现了走软的迹象。虽然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GDP在2019年二季度出现负增长(-0.2%)后，第三季度并未连续下降，而是保住了0.1%的增长率，但是，德国的经济展望整体上不容乐观，出口增速放缓，制造业下滑，这给德国敲响了警钟。
德国老百姓的不安也在上升。即使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前几年，德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尤其是德国东部老百姓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出于对政府不满的抗议，老百姓把选票纷纷投给了德国另类选择党。这也是德国本届政府将“国家新团结”列为执政目标之一的原因。然而，从目前另类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持续强势来看，主流政党依然未能赢回这些流失的选民。
政治上的失稳、经济上的走软以及民意上的少助，这一切渐变导致德国变得较之以往更加内顾，这意味着德国政府内部的纷争在增加，德国能够在欧盟内和国际上投入的资源也将受限，政府的作为也将更多地受到国内民意的牵制。尽管德国的政治精英有着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渴望与冲动，然而，德国老百姓会越发觉得政府有点力不从心。
然而，即使德国出现了上述的种种症状，我们仍然不能断然做出弱势德国就要到来的结论。首先，从欧盟内部来看，德国依然是政局相当稳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梅克尔曾预测，在未来10年里，德国的全民党将彻底消亡，包括社民党应安于10%左右的得票率。这样的新格局并不会带来德国的“不可治理”，而是要求德国各主流政党习惯于新的合作模式。
其次，在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也曾经陷入过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国际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一度被讥讽为“欧洲的病夫”。但是，正是这个“病夫”，在总理施罗德领导下经历痛苦的“2010议程”改革，重新崛起为欧洲的领导力量，这表明德国社会有着很强的发展韧性。因此，有理由预期，即使经济在未来将面临暂时的困难，德国仍将能够依赖其充满弹性的社会市场经济，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回暖，率先走出困境。
德国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曾经撰文表示，“如果德国在承担欧洲中心大国的任务上失败了，那么欧洲(工程)就会失败”。明克勒同时指出，德国要做到这一点，国内必须没有民粹主义的束缚，民众也必须更为拥欧，且比欧洲边缘国家更多地深信欧洲工程的好处。虽然德国的国内条件与此要求相比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肆虐，但是，德国仍然肩负着“欧洲中心大国”的责任。
虽然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在欧盟内风头正劲，而德国引擎降速，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问题重重，在很大程度上，马克龙是希望借助欧盟改革来解决其国内问题。因此，法国在欧盟内想要真正发挥领导力，依然离不开德国的支持和配合。换个角度看，德国在欧盟内领导力如今有所下降，这将有助于法德之间的关系更加对称，更有利于法德共同在危机四伏的欧盟内至少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