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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6日，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去世，享年87岁。科尔1930年4月3日出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一个天主教家庭，1982年至1998年担任联邦德国和统一后德国的总理，见证了两个德国走向统一。
一、科尔的首度中国行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政府在其新东方政策中仍将苏联视作重点，不愿因为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而得罪苏联。因此联邦德国政府在政治上与中国的交往十分冷淡。“与北京做（经济）生意，与莫斯科谈缓和”，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对待中苏两个东方大国政策的重要特点。
相较之下，科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不仅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成为建交后推动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联邦德国主要政治力量。1971年，基民盟党员、前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10-1989）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两国建交的前奏曲。基民盟在联邦议院中的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领导人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1915-1988）也多次访华，并与毛泽东会谈。
科尔1974年9月第一次访华前，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已辞去总理职位，社民党也开始酝酿对华政策调整，基民盟仍旧掌握对华政策的主动权。已经成为基民盟主席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的科尔，在这次访问中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并从此建立了与邓小平之间的私人友好关系。这次访华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对西欧联合和德国统一的支持非常重要。”
二、推动1980年代中德关系的发展
1982年，执政十几年的社民党政府下野，基民盟重掌联邦德国总理大位。联邦德国总理也由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年）变为科尔。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迎来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1984年10月，科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在此时的德国人看来，中国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邓小平被视作是这一场革命的领导者。与科尔同时访华的联邦德国记者认为，中方在接待过程中体现出了一种崭新的对外面貌，“从革命意识形态输出，转为对市场经济的赞许”。此次访华，科尔与正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谈话也比10年前更加轻松。双方不仅论及了国家事务，还就身高、长寿等问题进行了轻松的交流。为了表达对这位客人的尊敬和对联邦德国技术的看重，邓小平甚至对科尔谦虚地表示，中国还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联邦德国的经济水平。
科尔回国后对联邦议院表示，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在维护世界和平、欧洲联合和应对国家分裂等问题上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他在1984年10月18日的一份政府声明中强调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核大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及其现代化进程不会逆转”。
科尔此行也极大提升了两国之间的经贸与人文交流。同行的二十多名联邦德国工商业界人士来华与中方商讨了包括核电站、电视卫星和中德合资的汽车企业等问题。此次访华，科尔亲自见证了两国合资、作为中外合资企业样板之一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签字仪式。同样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与德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曾经也是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重点。科尔首次访华期间，于10月13日访问同济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联邦德国总理对同济大学的首次访问。科尔在造访同济大学期间指出，希望同济大学的学生成为沟通两国的桥梁。到1987年，中国在联邦德国留学和进修的人员达到2150名，人数是西欧各国中国学生数量最多的。
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越发密切，间接促使德意志民族的另一个国家民主德国加速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从1960年开始，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一度恶化到断交的边缘。1976年之后，民主德国长期在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并早于苏联成为当时的苏东阵营中最早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它不仅将中国看作外交和国际政治中可以借助的力量，还将后者看作具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合作伙伴。科尔访华给民主德国政治高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指出，中国与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只会有利于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导致“北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民主德国迫切需要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10月，即科尔访华后两年，民主德国一号人物昂纳克终于成功完成了计划多年的对华访问。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正常化，意味着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都开始走出冷战的阴影。
1987年7月科尔作为总理再次来华之时，他已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实际上，在其访华前，联邦德国政经两界均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和未来发展感到不确定。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科尔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仍会继续，且中国与联邦德国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和争执，因此，两国的长期合作是完全可能的。科尔则表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巨大发展”，“中国正持续不断地以朝气蓬勃的干劲同落后和固步自封的东西作斗争”。
此时，两国经贸关系继续飞速发展，双方贸易额达到了89亿马克，联邦德国已是仅次于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的中国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但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外汇，并拥有巨额的贸易赤字，因此联邦德国对华出口受到了很大限制，难以进一步扩大，很多大型工程都难以进行。为此，联邦德国加大了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力度，以促进对华出口增长。比较有代表性的工程是联邦德国政府发放贷款为上海修建的地铁一号线。以政府贷款为条件，联邦德国也向中国出口了它的列车和电力设备。
科尔此行还努力解决联邦德国对华投资较少的问题。当时中国三千家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国与联邦德国合资的企业只有19家。此行中，科尔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协议，双方将专门设立一个专家小组，每年就联邦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在双方高层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整个1980年代，中国与联邦德国双方副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官员互访每年超过二十起。而这些互访中，经贸合作问题都成为双方的中心议题。两国贸易也从1985年的31.4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88年的49.18亿美元。联邦德国的先进科技经验、产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给中国改革开放以巨大的帮助。
三、应对中德关系危机
科尔对中德关系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1989年的危机时刻维持了双边关系，使其没有陷入进一步恶化。
1989年，国际形势处于剧烈的动荡和转型期，中国和联邦德国都面临了巨大挑战。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两个德国的统一风潮，使得（联邦）德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加强硬。1989年6月中国经历政治风波后，联邦议院随即宣布了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这些制裁主要包括，暂停高层政治交往、重新审查两国合作项目、不再提供贷款以及停止对华发展援助。两国双边政治关系的恶化，直接导致两国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大幅下滑。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处于建交后最大的危机中。
联邦德国经济界对对华经济制裁表达了忧虑和不满。正如1982至 1997年间担任（联邦）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中国工作组主席的海因西里·伟斯（Heinrich Weiss）所说，当时政府采取的为时过久的惩罚措施不仅造成了短期的贸易损失，而且损害了联邦德国在对华贸易中的优先地位。但联邦德国企业不顾国内的制裁措施，继续发展对华关系。大众汽车公司在1989年7月就宣布要扩大上海大众汽车的生产。1990年11月底，大众汽车又与长春一汽协议建立生产奥迪汽车的合资企业。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鼓动对华制裁较为积极的是联邦德国的议会和社民党。与之相对，科尔领导的联邦德国政府则努力在困境中维持两国关系。对中国国内形势，联邦德国政府的基本判断是，“继续改革开放符合中国的实际利益，而外界继续对中国实施强硬制裁则不利于这种发展”。因此，“现有的通过合约保障的发展援助项目应该继续”。联邦德国外交部1989年6月9日的一份文件不仅认为政府应该抗拒停止发展援助和召回驻华大使等制裁措施，还指出，“我们只有在与中国保持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影响它”，“继续孤立中国会破坏国际势力均衡，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8月15日，联邦德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联邦德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继续制裁，可能促使中国和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新接近，从而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这对联邦德国不利。联邦德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中国陷入国际孤立中，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重新调整，因此“联邦德国要和中国一步步地恢复高层交往”。
在实际操作中，联邦德国政府不仅拒绝了社民党提出的暂时关闭北京的歌德学院（1988年设立）和停止对华科技合作的要求，从而维继了两国文化关系，还努力维持了包括联邦德国援建的上海地铁在内的两国合作项目。1991年5月下旬，在联邦议院尚未正式取消对华制裁措施之时，统一之后的德国外交部就恢复了与中国的政治磋商。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和经济部长也先后访问中国。而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德国政坛高层人士，也大都是来自德国政府或议会中的联盟党议员（如1992年1月底访华的联邦议院副议长Hans Klein等）。
我们现在知道，旨在维持当时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并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所有举措都是“（联邦）德国政府及其外交部共同进行的”。而科尔作为时任政府总理，对1989年危机时期两国关系的维持，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促使联邦议院先后取消了对华经济合作和出口限制，并重新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1992年10月底，德国外长金克尔（Klaus Kinkel ，1936-）访华，使得中德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四、新亚洲政策背景下的访华
1990年10月，德国实现重新统一。对重新统一的德国来说，亚太地区是个充满吸引力但却投入不足的地区。统一后德国经济出现的短暂困难，以及统一后德国外交所面临的新形势，使得德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华合作。适逢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来自德国的投资和中德贸易的恢复。
与美国等相比，德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活动明显不足。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1937-）曾表示：“今天对美国来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比亚太更加重要。”美国对外投资中，有超过20%的投资都在亚洲。而德国在亚洲国家的投资，却不到其对外投资总额的5%。
1993年2、3月间，科尔先后访问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此次访问，使他对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深感震惊。他回国后立即表示，亚洲事务是德国要处理的“要务”所在。在与内阁各部长的会谈中，科尔提出了德国新亚洲政策的方案，该方案在9月底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这份文件指出，德国需要一个“更加积极的亚洲政策”，这将“保证德国的未来”。
科尔认为，亚洲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大洲。与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加强经济联系是德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点。外交及对外经济活动中，德国对亚洲及亚太国家实行优先原则，而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正在经历飞速的经济发展。他将中国视作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国家，同中国加强经贸交往是这个新亚洲政策的重点之一。
科尔1993年11月的对华访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这也是德国统一后，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科尔不仅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行了谈话，还成功签订了29.27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合同。通过此次访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加速发展了。
到其1995年11月作为德国总理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德关系尤其是双边经贸技术关系已经成长壮大。据统计，1997年，中德贸易额达126.7亿美元，当时已占到中欧贸易的三分之一。1996年，共有963家德企在华投资，投资协议金额达80多亿美元，分布在1886个项目中。到1998年，中国从德国引进的技术合同为2951个，金额达144.6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从美国引进技术的金额。到世纪之交，德国已成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
五、科尔对华政策的余韵
作为基民盟政治家，科尔从第一次访华起，就始终从国际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待两国关系。他很早就将中国看作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对德国和世界的重要作用，并努力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科尔任总理时期的多次访华，也大都围绕经贸主题进行。这成为德国对华政策的重要传统，为后任德国政治领导人所继承。
从德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来看，科尔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危机时刻坚持维持和发展与中方高层的交往，其实是德国对苏东阵营国家“通过接近促进演变”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当然，外交政策的结果往往比政策的设计者所考虑的更加复杂。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两国关系近年来逐渐发展壮大。两国经贸交流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推动双方在人文、科技、社会以及尤为重要的政治外交领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2014年中德政府联合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指出，“中德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盟境内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已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在经贸交流加强的基础上，中德双方逐渐建立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两国之间的交往，不仅使联邦德国“进一步迈入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也为不同制度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