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斌 上海报道
在地缘冲突、能源价格高企、高利率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时代转折”下的德国面临重重挑战。
2023年11月25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蓝皮书”），分析了“时代转折”下的德国所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以及乌克兰危机给其带来的各方面挑战。
蓝皮书指出，在政治上，德国“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多重危机和内外矛盾。德国能源与气候政策深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被迫进行能源与气候政策的“时代转折”。2022年，德国朔尔茨政府对能源与气候政策的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以危机措施、中短期紧急应对政策为主导的特点。调整初具成效，德国暂时克服了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
但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已经折射出德国社会矛盾丛生、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现状，这也让德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并对德国政治产生深层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出现回潮。在政策层面，社会动荡助推德国政府加速社会纾困计划的制定。德国社会动荡的未来走势取决于乌克兰危机局势和能源危机的发展以及政府救助计划能否真正满足底层民众的需求。
在经济上，2022年德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但2023年经济形势恶化，IMF预计德国是今年唯一经济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在德国三季度GDP环比下滑0.1%后，11月20日德国央行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预测，德国经济四季度可能再次萎缩。
在外交上，在“时代转折”之年，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这一转型动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乌克兰危机的刺激、德国地缘战略意识的抬头和对于全面政治战略的需求。在对华关系方面，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转向，德国通过外资审查、投资担保制度调整、供应链审查及对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贯彻其价值观导向的对华经贸政策，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鉴于中德之间数十年来形成的紧密经贸关系，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合作的发展势头。
2023年乌克兰危机的持续给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跌宕的能源危机正在慢慢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德国经济将保持极低的增长率，今年可能自2008年以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面对国内民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下降，德国联合政府内的矛盾和内斗不可避免，甚至不排除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局部激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进一步上升，将给执政各党带来更显著的压力。
尽管德国有明确意愿推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旧行动迟缓，计划中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再延迟推出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因此，德国所宣称的“时代转折”给人留下的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这一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总体上，德国渴望在战略自主和欧美同盟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但仍旧无法摆脱“美主欧从”的现实政治。
德国“时代转折”进展缓慢
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称，俄乌冲突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并宣布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展现出德国在军事上进一步迈向“正常国家”的态势。俄乌冲突局势的升级促使德国打破了其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存在的种种“政治禁忌”。
蓝皮书指出，德国此次政策的大幅转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德国从欧洲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觉醒，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挑战；二是在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盟友纷纷追随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背景下，援助乌克兰日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愿得罪俄罗斯的德国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并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这迫使德国改变此前对俄关系上的立场，朔尔茨本人也需要改变自己在应对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的羸弱形象；三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在促使德国及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的同时，也促使德国意识到需要加强自身的军备建设，提高欧洲的战略自主性。
不过，德国仍在适应其新角色，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仍然很脆弱，对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依然犹豫不决，比如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这尤其体现在德国对“豹2”主战坦克提供上的迟疑。因此，德国“时代转折”的实施，特别是在防务政策方面，进展依然缓慢，而且显然缺乏一个系统的计划，其转折动力的持久性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德经贸关系发展大势难改
同默克尔时期相比，德国新联邦政府更加强调在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风险。
蓝皮书指出，中国企业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大力投资并具有比较优势，如太阳能光伏模组、风电机等在德国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德国一些优势出口产业供应链上的一些环节，中国供应商也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比如电子配件、汽车芯片、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原料（稀土、锂等稀有金属）；在一些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领域，中国产品质量高、物美价廉，在德国市场上得到追捧，如手机、电脑、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中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正是近年来双边货物贸易稳步增长、中国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但是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加强对双边投资政策审查的同时，准备通过“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减少所谓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尽管价值观主导的对华政策在短期内会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一定波动，但是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原因在于：第一，从德国经济制度来看，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要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设定框架条件，维持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德国社会和国民经济活动，但是政府深度干预企业决策仍会遭到企业较大的抵制。第二，从国家的经济利益考量，德国若减少经济出口导向，大幅度减少与一些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会导致极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根据慕尼黑Ifo研究所的分析，实施“回岸外包”将导致德国GDP下降9.68%，实施“近岸外包”将使德国GDP下降4.17%。
中企在德绿地投资比重上升
由于在特定行业的并购难度增大，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绿地投资比重上升。
蓝皮书指出，鉴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与并购相比，绿地投资的好处不少：绿地投资能够避免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政策干预；绿地投资由于能够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税收，因此更容易受到目的地的欢迎；绿地投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并购后带来的企业文化融合问题；对于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如今有较大需求走出国门，将产业延伸到德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利用当地的高水平供应链和创新资源，而绿地投资是较为便捷的途径。
过去几年，中国在德国等欧洲市场上的绿地投资显著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动力电池行业。2019年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州开工建设其首个海外电池工厂，并在2022年获得电芯生产许可。2020年蜂巢能源宣布在德国萨尔州建设电池工厂后，2022年又宣布将在勃兰登堡州建设第二家海外工厂。这些企业看重的是德国完善的汽车工业体系、大量高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并且希望通过德国进入成熟的欧洲市场。
德国在华投资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对外向型的德国经济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德国企业改变其在华经营策略，进一步实施本土化战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在华德国企业选择与本土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拓市场；另一方面，竞争让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活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开始利用中国的创新资源，为其全球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中德企业合作呈现新的更高水平的形式。
（作者：吴斌 编辑：李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