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内莉亚•柯佩池（Cornelia Koppetsch）/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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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5月14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地方选举，近几年快速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新选择”主席马库斯·普雷策尔看表等待计票结果。本次选举中，德国新选择党以7.3%的得票率一举成为该州议会第四大党。 视觉中国 资料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还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视为昙花一现、过眼云烟的现象。然而，随着21世纪初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这一看法便不合时宜了。
人们可以从两种趋势上看到社会环境的转变。
第一，在德国和美国，威权主义的社会现象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势，绝不仅从全球化输家那里可以观察得到，相反，它们在更广泛的阶层那里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共鸣。它们以较为温和的形式，甚至在市民阶层那里也得到了公开的认同。比如，高端文艺专栏和主流新闻刊物中刊登的主题出乎意料地相似，几乎都与“边缘群体”有关，如同性恋、“外国人”、女性、难民。在评论员们看来，这些群体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甚至享有特权，而“根本问题”却无人提及。为此，这些评论员提醒人们，例如防止女性平等议题出现“夸大形式”，或对移民和难民问题“过于容忍”。
第二，日常的民粹主义在媒体和数字化平台上以抗议形式呈现攻击倾向，且具有文化斗争的特征。关于移民、难民、反性别主义和同性恋的讨论较少表达出对外来人的所谓惧怕，更多是表达出争夺诠释权的政治斗争倾向，以及在崛起与衰落的阶层之间、主流与没落人士之间的霸权主义社会现象。已有文章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动力基础。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较少在“边缘”或“落后”的阶层中获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者更多来自迄今为止属于相对主流的社会环境，即来自中产阶级中追求个人成就、较好融入社会的群体，他们在经历个人或职场危机后抑或在现代化进程推动下失去了社会地位。这其中不仅包括工人，还有受教育程度高的社会群体。财富的丧失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特定群体的权力和成就的丧失，换言之，特权的丧失。
也许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异议：远不是所有社会地位下降的人都转向了民粹主义。近年来在德国，许多人都遭遇了生活挫折、职业危机或是状况恶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德国新选择党。是什么机制对此起决定性作用呢？对这个问题，笔者做了一次深入的定性实证研究。在对那些生活在德国西部、自认为是Pegida（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中活跃的中产阶层人士进行个人叙述式的深入采访之后，从中得出了他们的动机、情绪状态和诠释模式。接着，我以心理动力原则分析为出发点，对“转向者”进行类型定位。
我发现，他们大多是男性学者，近年来秉持大学氛围里以左翼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立场和观点，在经历离异或职场危机的重大变故之后，他们决心彻底背离原先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转向右翼阵营。
职场失利或是个人危机是否导致右倾取决于什么因素？区别并不像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可能认为的那样，在于自由主义人士是开明人士，因而是“先进的”、“好的”，而其他人，也就是右翼人士，则是没有思想、道德卑微而且是“非理性的”。区别在于，那些加入Pegida运动或者德国新选择党的人士想要从他们的失败中走出来，制造一起社会事件。
这听上去矛盾，难道打着对现有社会结构批判的旗号，不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惯常动作吗？也许如此。但是他们对左翼自由主义一贯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统治与剥削状况的批判无动于衷，对他们的失败要在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他们在内心深处普遍确信，是个人不足，比如缺少能力或者错误决定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普遍感到自卑，并对无力实现个人理想感到羞愧。如阿兰·埃伦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见，由此产生的病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较少针对社会整体，而是针对他们自身：其表现形式是成瘾行为、情绪低落或自甘堕落。（阿兰·埃伦伯格生于1950年，法国当代社会学家。——编注）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个人失败和危机经历的观点也是可能的：当人们感到自己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作为迄今为止主流群体的一分子，比如作为男性、社会多数或德国人，与移民或社会边缘人相比受到不公平待遇，失败便不再被视为是个人失败，而是被视为一种致使“好人”无辜受损的普遍失败现象。人们便将此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批判正是宣扬了这种观点。几乎所有德国新选择党的追随者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国家整体走向衰落，子女未来前途渺茫，精英置若罔闻或无能为力，而社会边缘群体却获得了过多关注。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普遍感到，尽管享有优待以及道德“高点”，但他们还是缺少社会尊重。由此便形成了对衰落的集体意识：愤懑。
这种世界观的情绪入口是愤懑。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愤懑实现了一种道德宣泄功能。愤懑在懦弱无能和低人一等的情况下得到情绪释放，因为它们使得人们不必尊重他人、特权人士以及社会整体的善与高贵，甚至连认识与感知都没有必要。愤懑令人得以从嫉妒的折磨和自卑感中摆脱出来。正如尼采所言，愤懑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也就是新的社会价值观，即褒扬失败者，贬低胜利者，以道德著称。这允许懦弱无能变为愤懑不满，胜利变为可耻，羞耻变为报复。人们不再对“胜利者”的优点嫉妒，取而代之的是对其狂妄自大、生活放纵和道德堕落的指责。这种态度使得人们维护所属集体的荣耀，并呼吁重新树立集体荣誉，比如男性尊严、国家强大，抑或是被现代化进程削弱的职业道德。（马克斯·舍勒生于1874年，卒于1928年，德国哲学家。——编注）
愤懑不一定是右翼，也可能是左翼所宣泄的对象。集体荣誉和集体自豪的重新树立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左翼人士的政治斗争中。但是这种框架叙述在21世纪初的今天，出于两个原因已经失去意义了。
首先，工人阶级最初的形式已不复存在：他们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融入中产阶级，而由来到德国的、在服务业里工作的移民无产阶级群体为他们垫底。然而，由于社会民主党在世纪之交实行了市场自由化改革，如今这些移民无产阶级已不再相信社会民主党能够代表他们。
另一个原因在于，左翼党典型的着眼于实现社会进步的诉求，曾在过去的时代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结构和人格结构，但如今看上去前途渺茫，甚至不被接受。因为右翼民粹主义的追随者对进步感到愤慨。他们几乎无法相信，正直与道德、直率、牺牲精神或毅力如今已不再那么重要，反而是市场机会主义和随机应变的人成为新的典范。在两性关系上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采访的对象之一谈及右倾的原因是，他失去了董事以及家庭顶梁柱的男性角色，在另一个角色里他无所适从。这表明，他的人格结构已跟不上变化的情况。尽管时过境迁，他却臆想着自己仍处于优势。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这种人格结构的惯性称为“滞后效应”：曾经的惯习（habitus）具有持续性，且倾向于维持或重返原有的和谐状况。惯习根植于其产生的条件。许多人，当他们的性格、能力和看法突然不再作数，他们首先谋求的并不是改变，而是盼望原有秩序回归，坚定不移地想要回到曾经拥有的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生于1930年，卒于2002年，法国社会学家。——编注）
不仅是社会地位下降，现代化推动也导致了滞后效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给予遭遇人生危机的追随者以双倍的安慰：它们通过将个人的软弱无能转变为集体的愤懑不满，并且勾画被剥夺权力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应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社会愿景，将他们从失败带来的耻辱烙印中解脱了出来。这种社会愿景并不遵循任何理性的“意识形态”，而是遵循补偿的逻辑。那些政党承诺修复工业现代化的社会秩序，还有比如传统的家庭秩序，以及男性的顶梁柱角色。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目前的冲突并非分配冲突，而是文化冲突，一种争夺社会愿景与游戏规则的冲突，以右翼政党的政治动员为基础。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一场以排外、反难民和反移民为主的运动，而是一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一场社会地位崛起与衰落群体的斗争，一场为社会等级和特权而战的斗争。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民粹主义阵营，也就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追随者们，并没有统一的社会背景。作为选民，他们有不同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以及选举动机。他们是抗议选民，他们投票给右翼民粹政党，是想要惩罚他们曾经支持的政党。他们是价值观保守、秉持传统主义的选民。在他们看来，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已不够保守，并且他们在自由的、后工业化的社会中找不到政治家园。他们是愤怒的公民，是生活在德国东部的去工业化地区以及德国的“铁锈地带”即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落后者”。
他们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群体：是没有及时跟上知识经济步伐、遵守职业道德的雇员；是既不适应博洛尼亚进程改革后的大学组织结构，又不适应当今注重媒体关注度要求的学者；是无法或者不愿适应新公共管理组织结构的法学家、医学家或者教育学家；是至今无论是在中小企业还是在大型跨国企业都找不到基础的“守旧派”企业家和管理者。还有那些被卷入“结构转型”中而不得不提前退休的年长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了，现在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终身事业已经结束。[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是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编注]
这些形形色色的追随者群体的共同点，并不在于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绝对水平，也就是说并不在于他们所属的阶层，相反，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走下坡路，也就是在于他们在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变动方向。
（本文为作者2017年5月19日在同济大学“全球化挑战下的欧洲”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启南译为中文，标题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本次研讨会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以及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