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约尔克:欧洲政党政治中的右翼民粹主义

发稿时间:2017-05-24浏览次数:53

  迪克·约尔克(Dirk Jörke)

   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一、欧洲再次幸免劫难

欧洲看上去再次得以幸免劫难。随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取得明显胜利,笼罩在法国上空的法国可能重返法郎、脱离欧盟的阴霾暂且散去。继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还没有一个国家按照民粹主义的逻辑退回到民族国家所谓的保障中去,这不仅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党以及保守党等各个主流政党代表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令股市和欧元明显上涨。
然而,法国选举揭示了早在英国脱欧公投和最近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时就值得关注的问题:马克龙的对手、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尤其在那些主要生活着通常被视为现代化输家或全球化输家的地区取得较好的选举结果。她提出的议程包括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德国在欧盟内的霸主地位、尤其反对外国人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这在选举中给她加分。即使玛丽娜·勒庞最终明显输掉了选举,她所表达的对自由贸易、欧洲化和移民的批判并未从此销声匿迹。更确切地说,相关问题依然存在且具有现实意义:马克龙能否如他自己策划以及许多人希望看到的那样,成为“救世主”,还难以预料。法国内部出现了分歧,马克龙承诺的改革政策想要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希望渺茫。
在这一背景下,我想分三个步骤论证我的观点:人们如果仅仅把给诸如玛丽娜·勒庞等右翼民粹人士的投票看作是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本身应使所有人受益的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未免太过草率。人们更应将对全球化进程的一般批判和对自由贸易的特别批判看作是利益政治的一种理性形式。
因此,首先我将展示的是,对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来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抵制全球化以及保护本国工业。第二步我将论证,全球化输家并不只是在右翼民粹人士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家园,事实上许多这些右翼民粹政党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里还逐渐发展出了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纲领。因此,第三步我将最后论证,若左翼的、尤其是社会民主政党拒绝为他们的核心选民群体再次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方案,那么就目前来看,全球化输家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政党就是理性的。
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并不失充分的理由
目前,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一个“民粹主义时刻”。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持续进行的社会现代化伴随着个体化、差异化和分层化趋势。其次,新媒体的壮大造成媒体对政治意愿形成过程的过滤功能受损。其三,社会民主的分配模式令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底层人士也能长时间接受广义上的资本主义,但这一模式已疲惫不堪。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当中,全球化也起着作用。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上愈加相互依存。全球化的作用体现在它对民族国家的本国文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塑上。
关于全球化力量的论著已汗牛充栋。即便如此,要明确理解其含义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经济学中,我们引入诸如国际贸易或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指标来衡量全球化。相关数据实际上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密切,从20世纪90年代到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它再次加速。2008年,世界货物出口总额达到16.1万亿美元,其名义值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24倍。其实际值从1960年到2008年增长了15.6倍。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外贸易短时间内出现回缩,自2011年起又再度增长,尽管增长放缓。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是工作移民,移民数量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增长,然而其数值很难估算,尤其因为所谓非法移民的比例以及各国的入籍法案千差万别。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保守估计,在欧洲,在国外出生的人口比例从2006年的10.03%增长到了2013年的12.53%。在欧盟,2015年外国雇员的比例达到7.4%,其中一半是欧洲境内的工作移民。
现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凸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同人群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西方民主国家,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技能水平高的人属于全球化的赢家,也正是这样一些社会群体既具有世界主义观,又对自由贸易理念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一现象就愈加明显。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则对外来移民以及民族国家的自主权遭到削弱持强烈的保留态度。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对自由贸易理念也持拒绝态度。这并不仅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关键在于,那样的态度充分反映出一种适当的利益诉求。因为正是这些社会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多重方式承受着压力。
首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工业生产已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伴随这种趋势的是部分地区工作岗位的大规模削减,尤其是对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岗位。
其次,即便没有出现工作岗位的流失,全球化压力在许多国家已经导致相关产业的平均工资部分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一论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找到有关国际竞争力的数据来支撑。
第三,如果人们把目光放到移民身上就会看到,正是在移民从事的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领域,竞争压力更大。这削减了相关工人和工会的谈判权,也造成工资增长幅度变小、工作条件变差。移民这一充满冲突与矛盾的话题,在那些投票给右翼民粹政党的工人看来,并不只是涉及种族主义和价值观念,还有一个经济维度。原因在于,技能水平低的工人阶层对移民数量增加的认知是竞争加剧。相反,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比如律师、教授和医生,大多能够抵御外来竞争。
第四,技能水平低的雇员大部分还生活在移民比例高的住宅区。这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加剧。此外,基本听不懂课堂语言的儿童比例增高,造成中小学教育质量下降;移民的迁入引发房租价格上涨。
简而言之,对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的人来说,反对移民进程和反对自由贸易的进一步扩大是完全理性的。同样也可以理解,他们期待重新回到通过关税和货币区保护工作岗位以及移民比例明显比现在低的时代。
倘若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仍然秉持世界主义的价值观,支持消除贸易壁垒——毕竟在欧洲还有对欧洲一体化的强烈信念——那么他们就无法重新赢回曾经的铁杆选民。由此形成的后果是,全球化的输家逐渐转向右翼民粹政党,这在法国尤为明显。
三、欧洲政党政治中的全球化批判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学者就指出,当时在西欧国家取得初步成功的右翼民粹政党,尤其是右翼极端主义政党,比如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瑞士的“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北方联盟”(Lega Nord)以及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它们的主要选民是未受过专门培训的技术工人。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政党当时遵循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它们的政策主张包括减税、私有化和去官僚程序等。这些议程主要是为吸引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企业家以及个体经营者,如面包烘焙师、报亭经营者和手工业者。这些群体最初的确是一些右翼民粹政党(比如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布热德运动[Poujadism]、70年代和80年代初挪威和丹麦一些主张抗税的政党)的核心选民。同样,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瑞士人民党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的选民最初也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然而之后,有越来越多来自工人阶级的选民加入。因此,许多社会学家也将这一时期的右翼民粹政党称之为“新工人党”。
右翼民粹政党中的工人和失业者选民比例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特殊性这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选民中,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员比例相对较高。迄今为止,把德国新选择党称为工人党并不合适。类似的还有瑞士人民党,它的选民主要是由个体经营者,如农场主和小企业主组成。瑞士人民党的选民结构可以用瑞士特有的经济结构和与此相关的经济富裕加以解释,而德国新选择党的选民结构则由多重因素交织组成。首先,德国新选择党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2013年成立——编注),最初由持有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一批学者创办,这至少在纲领上对后来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新教教派的影响以及1989年东德的许多学者不得不经历事业中断这一特殊形势。尤其是,基民盟的自由化使得许多保守的资产阶级选民流向了德国新选择党。
但不只在需求侧,供给侧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许多右翼民粹政党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去极端化;二是背离新自由主义纲领,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体现在温和的右翼民粹主义采取了一种新的竞选“获胜方案”,即一方面反对移民继续迁入,反对伊斯兰,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政策,并由此代表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支持捍卫福利国家的成就和民族国家的自主权。
在去极端化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尤其是法国国民阵线已经从一个极右的反犹政党发展成为一个温和的右翼民粹政党。玛丽娜·勒庞曾公开表示与她父亲的反犹主义划清界限。她避免发布种族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言论,致力于政教分离的价值观,后者尤其针对法国的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穆斯林移民。但总体而言,她尽量节制并试图排除党内的极端力量。另外一个十分相似的趋势可以从奥地利自由党或瑞典民主党那里观察到。在那里,党的精英近年来也致力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形象。
并不十分典型的是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 Party),该党在过去的十年里在意识形态上偏极端化,尤其是拒绝世界主义和欧盟的价值观,但这并未阻止该党参与政府执政。再不同的是挪威的进步党(Progress Party),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得较为温和。尽管进步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致力于限制移民,但是它反对公开的种族主义并在价值观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
相较而言,在价值观问题上一开始就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有荷兰的民粹主义者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1948-2002)和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维尔德斯明确表示支持特殊性取向者(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的诉求。同时,他对伊斯兰表示出明确的批评态度,并呼吁荷兰退出欧盟。
西欧和北欧的右翼民粹政党的纲领发展并不统一,国家的路径依赖,比如本国的政治文化、政党体制或者经济结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从许多政党中至少可以观察到它们在脱离新自由主义议程,而转向社会保护主义立场。
最强烈的当然还属法国国民阵线,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该党支持削减官僚程序以及大幅减税等举措。与此同时,国民阵线的经济纲领被视为是“极左的、反资本主义的,并且不利于市场”。在最新的竞选纲领中,可以看到其对自由贸易的明确批判和对保护本国工业的诉求。另外,他们希望致力于提高对低收入者和退休者的国家补助。
人们可以从丹麦的“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身上观察到非常相似的发展。该党最初是抗税党,现在则反对进一步削弱福利国家,希望改善退休者的状况并且支持扩大国家的医疗保障。从奥地利自由党和荷兰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人士维尔德斯身上也能观察到他们在谨慎地朝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转向。
然而,几乎所有右翼民粹政党的共同点是明确排斥自由贸易信条,批判欧洲经济一体化。右翼民粹政党抓住了欧洲民众对欧盟的广泛批判,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将社会政策和民主的问题转变成事关民族国家和国家自主权的基本原则冲突。
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在其经济政策言论中,一些右翼民粹政党一方面想通过减税和削弱官僚主义来赢得小企业主,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捍卫甚至扩大社会福利来赢得弱势群体的支持。其背后的目的是说服新老选民阶层,主要通过反对向移民提供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护主义议程来实现。其承诺是,通过关税保护或者立足于本国生产的工业政策,来实现对福利国家措施的融资。
另一项策略当然是,不把经济政策放在竞选主张的中心,而是集中火力抵制移民,批评伊斯兰和精英。提及价值观问题是为其目标服务的,旨在动员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人。因此,有学者强调,价值观问题的政治化对右翼民粹政党具有战略利益:新的挑战者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尽管“输家”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利用“输家”的文化焦虑,为动员他们而提供了最大公约数。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和北欧并不(再)公开表现出种族主义或者反犹主义,但反伊斯兰和反欧盟的调门不断升高。
在对待性别身份问题和传统家庭价值观方面,从荷兰对同性恋生活理念的公开接受,到坚定以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为导向,右翼民粹政党的形象就不那么鲜明,在这方面的立场广泛多样。从经济政策上看,许多右翼民粹政党已脱离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转而维护社会保护主义的、批判全球化的议程,这其中伴随着明确批判欧盟的议程。如上所述,理解这两种发展态势,必须要将国家的路径依赖这一背景考虑进来,它们看上去共同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新的“获胜方案”。
即便由于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不同国家之间的选举结果摇摆不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可以确定的整体倾向是西欧和北欧大量右翼民粹政党在崛起
四、全球化输家的选择是否理性
是什么促使工人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政党?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r Lipset,1922-2006)提出的“工人阶级威权主义”。
李普塞特认为,工人阶级更可能具有威权主义主张,在家庭或职业道德观方面持有保守立场。威权主义人格结构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具体主张包括服从权威、遵守严格规则,尤其包括贬低外来人和少数人群。虽然以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出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中产阶级的调查,但李普塞特等人认为,工人阶级尤其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尽管人们在李普塞特那里没有找到威权主义产生的有力解释,但实证研究至少能够表明,工人阶级形成威权主义性格特征的概率要高一些。
但是,仅凭“工人阶级威权主义”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依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目前在欧洲经历这样一波右翼民粹主义。为解答这一问题,左翼-威权主义的纲领给出了一个重要提示:选民群体中有不少人,在文化问题上具有威权主义的价值观,也许还有排外倾向,经济政策上却持有传统的左翼立场。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夫克夫瑞迪(Zoe Lefkofridi)等人认为,对这种选民群体而言,政党谱系中几乎没有完全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政党。因为政党要么代表自由的价值观和左翼的社会政策;要么将保守-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立场结合起来。于是,雷夫克夫瑞迪等人得出结论:左翼-威权主义的选民会根据其政治立场,要么把选票投给左翼自由主义政党;要么投给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时在诸如移民或家庭政策问题上秉持保守-威权主义价值观的政党。
但是这种判断从两方面来看都已过时:一方面,至少社会民主派政党已不再那么明确其政治经济立场是偏左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们在文化问题上接受了后现代的“新左翼”基本诉求,为此它们对左翼-威权主义选民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政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去极端化,在一些政治经济问题上已十分向左靠拢。在法国,右翼民粹政党在这方面比它们的社会民主派竞争对手还要明显偏左。在德国也有迹象表明,德国新选择党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这种威权主义和偏左的经济政策相结合,看上去对许多选民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在社会学讨论中被称为“全球化输家”的选民有吸引力
五、如何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
人们可以基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赫伯特·基茨切尔特(Herbert Kitschelt)的最初发现进行以下总结,即政党竞争的中心轴已经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结合了社会政策上的自由价值观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经济自由立场;右翼民粹政党虽然在社会政策上仍然更多地秉持威权主义,但是在社会经济上已然代表社会福利国家政策。
这有两种后果。首先,认为没有政党能代表左翼-威权主义选民,这不再具有说服力。更确切地说,一支新的政党家族看似产生了,目前对许多选民有吸引力,不过,其立场仅被不全面地称为“右翼民粹”。这带来第二个后果,即民主政治方面的后果。在目前的背景下,仅通过主观臆想的、称其与右翼极端势力相关的道义化策略去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明显的阶级差别,总会有一部分选民支持威权主义的价值模式。我们当然要控制,尤其是要削弱这种威权主义。唯一的办法是,改变造成这种威权主义态度模式的社会状况。这曾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关切。
如果人们想要进一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就必须给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全球化输家再次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政治方案。这尤其包括要加强对自由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规制
(本文为作者2017年5月19日在同济大学“全球化挑战下的欧洲”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启南译为中文,标题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本次研讨会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以及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共同主办。)